贝苏菲最害怕的事好像就快发生了。她如今人在印度，离家数千英里之外，准备好要献身投入宣教工作。庄稼已经熟了—千万人还未曾听闻福音，但为主做工的人却寥寥可数。她到达后应该忙得不可开交才是。
然而，她却无所事事。虽然她愿意做任何的事情，但这位新进的宣教士似乎没有找到适合的角色。她猜想这也许与她未婚的婚姻状况和性别有关。贝苏菲愿意成为一名宣教士，并且离开家乡去到主所指示她的地方，这样的想法算是当时社会的先驱。对家乡那保守的教会来说，要差派单身女子成为宣教士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人听到她的决定后，一般的反应都是“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因此，她必须得到美国卫理公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妇女海外宣教协会的支持，然而她对这个组织所知甚少。这个组织位在地球的另一边，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透过李纳德女士（Isabella Leonard）。李纳德女士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是启发贝苏菲献身服事主的人物。她说在印度有“许多工作”，但不能保证宣教协会是否愿意接受她成为会员。要寻求一个不熟悉的组织来支持自己，这个想法让贝苏菲犹豫不决。
她问自己：“上帝真的要我走这条不确定的道路吗？我要勉强融入陌生人之中吗？太荒谬了！”
不过，当想起自己曾答应要跟随上帝的心意时，她就同意了。若上帝真要她走这条不确定的道路，那么她当然愿意顺服！如今她身在印度等候上帝的引导，只能牢牢记住几个月前上帝对她的鼓励。在与友人的一番讨论后，她深信上帝对她的决定给予了印证，又感到祂的同在。
贝苏菲知道在印度或是上帝差派她去的任何地方，她的耐心、顺服和信心都会受到考验。所以她继续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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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苏菲（Sophia Blackmore，即索菲亚·布莱克莫尔，1857-1945年）是卫理公会妇女海外宣教协会
（Methodist 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到新加坡的第一位女宣教士。她委身事主，不单向人传福音，也致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她克服当时社会对女人以及女孩受教育的偏见与歧视，成立了两间学校，一间女子宿舍，又协助成立一间教会。在她宣教的年日里，上帝引导她，为她敞开门户，又赐给她毅力和力量，克服文化障碍和传统偏见，与人分享上帝的慈爱。
贝苏菲最害怕的事好像就快发生了。她如今人在印度，离家数千英里之外，准备好要献身投入宣教工作。庄稼已经熟了—千万人还未曾听闻福音，但为主做工的人却寥寥可数。她到达后应该忙得不可开交才是。[按此阅读更多]
1857年10月18日，贝苏菲诞生于澳洲新南威尔斯古尔本市（Goulburn）的一个敬虔家庭里，由于她母亲的娘家与许多著名的宣教士有关，例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莫法特（Robert Moffat）和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所以她从小就听闻母亲提到宣教士的工作和事蹟。[按此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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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7日，巴塔克教会在斯塔胡鲁(Sitahuru)的市集—罗民森当年险些被杀献祭的地点—庆祝福音事工五十周年，吸引了12,000位基督徒前来观礼。这只是宣教事工在过去五十年来带领信主的一部分基督徒。众宣教士和信徒齐聚一堂回想、反省早期的苦难，就赞美上帝奇妙的作为，如今有超过10万民信徒以希林当为家。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教会是真正属于本地的教会，有超过2千位巴塔克人领袖，包括接近30位牧师、700位教师、26位传道人，和1,500位长老领袖。
教会77岁的“主教”罗民森看着庆典的仪式会心一笑，回想上帝如何帮助他克服多年来在苏门答腊所面对的反对和逼迫。他十分需要上帝所赐的每一份安慰和力量，特别是在两任妻子和四个儿女相继过世时。
他在1866年迎娶的妻子古特布(Karoline Gutbrod)在1887年逝世了。在这之前，他六个儿女之中两个去世了。1892年，他迎娶哈德(Anna Christine Harder)为妻，他们生了三个儿女。九年之后，第一段婚姻所生的一个儿子在苏门答腊被人残杀。1909年，第二任妻子去世。第二段婚姻所生的一个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沙场。
1918年5月23日，罗民森蒙主宠召。当时巴塔克教会有超过18万会友，由30位牧师和约800位老师带领牧养。
今天，巴塔克教会是东南亚最大的教会宗派。巴塔克基督教会(The Huria Kristen Batak Protestan Church)是世界信义宗联会的一员，据说有超过400万会友。
某些史学家称赞罗民森是现代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但他的承传是超乎这些数字所能表达的。他最突出之处是他坚忍的信心，深深相信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这驱使他去接触那些不断抗拒他，甚至还多次要杀死他的人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忍受六位部落领袖的敌对和威胁，罗民森反映出上帝完全的爱、长久的宽恕和无比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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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罗民森的长久忍耐，他的事工逐渐见到果效。1865年8月，他为第一批信徒施洗—四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妻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人数缓慢而稳定地增长。其实，要巴塔克人归信基督是不容易的：许多人会被赶逐离家、被族人排挤、被指控放弃传统信仰而不断遭受攻击，因而失去社会地位和生计。
最初，罗民森把信徒带回自己的家中或收留在福音站里；但当信徒人数增至1,000人，然后到达2,000人以后，就愈来愈困难了。因此，大约在1869年，他把福音站改建为基督教村落，称为和平村(Huta Dame)。信徒可以在这里和睦同住、自己种田，在新建成的教堂里一起崇拜。
不过，这不代表逼迫就此结束了。罗民森和信徒还是经常被骚扰，敌人打乱他们的崇拜、滋扰在田间工作的妇女、故意挑起事端，与教会领袖争吵，要求金钱赔偿、开枪打死几位信徒、煽动其他部落领袖来攻击和平村。有一次，祭司王西新加曼加拉加十二世(Sisingamangaraja XII)向村子宣战，使得罗民森和前来支援的宣教士同工约翰逊(Peter Johanssen)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
罗民森写信给家乡的礼贤差会副总监说：“愿主好好预备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以死来荣耀祂的名。”一如往常，他心里只想着宽恕和主的使命。他补充说：“对于宣教士们所流的血，我们以差派更多的和平使者来回应。”“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叫这穷国认识救主。”
上帝再次介入来保守宣教士和刚成立的教会。众部落领袖发生内讧，无暇顾及和平村；跟着又出现天花疫情，拦阻他们进入村子。罗民森总是在万事中见到美好。据他观察，战争虽然危险，但也让村民看到在耶稣里的宝贵和平。他总结说：“我们也盼望巴塔克的诸战事有美善的一面，并相信我们没有搞错。”
他的确没有搞错。十九世纪末，整个巴塔克族和村落都回转归向主，罗民森在希林当成立的小教会也变成一间成熟的本土教会，有自己的系统和层级制度。它也拓展到多巴湖周围的地方，成立许多“分堂”、一间训练本地牧者的神学院，和一个接触其他巴塔克部落的宣教组织。
巴塔克是苏门答腊最大的原住民群体，由几个密切有关的族群组成，托巴族(Toba)、西马隆贡族(Simalungun)、卡罗族(Karo)、代里族(Dairi)、昂科拉族(Angkola)和曼代林族(Mandaling)。他们向来供奉祖先又相信万物皆有灵，因此广泛崇拜许多神明，相信植物、树木和大自然都有灵性，又向祖先献祭敬拜。各种宗教仪式、巫术、神祕咒语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上是食人族，更让他们赢得可怕战士的名声。战败的敌人首先被献为祭物，然后被吃掉。
住在托巴地区周围的巴塔克人陷在长年的战乱中，部落和村子之间时常互相厮杀。巴塔克人强烈的部落和种族身分的意识型态是冲突的主因—这也表示他们非常怀疑且抗拒外人。这当然也包括宣教士，因为他们不但与荷兰殖民政府有关，也被视为巴塔克人传统文化与习俗的威胁。例如，当罗民森成立一间学校时，他们不让儿女接近。当他解释是想要他们变得聪明快乐时，他们会反驳说孩子们已经够聪明快乐了。
罗民森安顿在希林当不久，就面对当地村民的强烈反抗，还经常受到迫害。他按着自己固有的性格，极平和地忍受一切。上帝不只给他力量、忍耐和智慧来面对挑战，更赐给他属天的保护。
当罗民森兴建临时收容所，收留被家人驱逐的信徒时，村民们就会来捣乱、破坏建筑工程，夺走工具和建筑材料，还要求他付赎金来取回。罗民森才智出众，平静地去找村庄领袖，说要“记下”他们的名字；此举吓坏了迷信的巴塔克人；他们以为这白人可以用他们的名字来操控他们。
他们也多次要伤害他的性命。有个土著，连续好几个晚上尝试解开那系住罗民森木屋的绳索，希望木屋倒塌在他身上。但有一个晚上，就在房子倒塌之前，罗民森因感觉到地震而逃出屋外。他曾被人下毒两次，但都平安无事；这使得谋害者更加害怕，以为他法术高强。后来这两个人向他坦白认罪，罗民森马上宽恕他们。这二人后来成了基督徒。
另一次，罗民森打算参加由不同部落和村镇的巴塔克族人举行的重要传统节日。聪明的他事先写信给几位部落首领，劝他们在活动中和平共处。不过，在庆典中，有位灵媒说：祖先的灵魂要求族人们要献上人作为祭物；这显然是针对罗民森说的。
在骚乱爆发之前，罗民森站起来，指出这是魔鬼的诡计；哪有祖宗要杀害儿童的，正如没有祖父会要自己的孙子死去一样。他的话语说服了群众，让大家平静下来。但翌日，某些部落的敌人又来煽动群众，引起冲突，导致一个人受伤。正当情况快要失控时，突然有暴风吹袭当地。打雷和闪电不只终止了打斗，也叫巴塔克人相信罗民森所信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罗民森解释他不惧怕敌人谋害的缘由。他认为，上帝既然医好他的脚，还带他去到老远向巴塔克人传福音，就不会让他遇害的。他说：“是上帝不断给我更新的勇气和力量，让我的双手不至于疲惫下垂。”
因此，罗民森继续向人传扬耶稣的福音，与村民长时间讨论上帝的事，又开始把圣经和其他教材翻译成巴塔克语。知道巴塔克人喜欢听故事，就以他们能认同的故事来教导圣经。例如，在描述基督救赎的工作时，把它化为善良的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战斗；这对于经常打仗的听众来说，马上就能明白了。他也鼓励信徒向家人朋友传福音，如同“闲话家常”一样。
在这同时，罗民森也尽力改善巴塔克人的生活。他劝父母让子女到他小小的学校里上课，学习实用的技能，例如数学和基本卫生常识、把他所知甚少的西方医学应用在病人身上、引进疫苗来预防天花，又调停部族首领间的冲突。
真正让他的事工产生果效的原因，是他决定接受巴塔克人的生活方式，敏锐察觉他们的传统信仰，并相信在不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的情况下，基督教的行事方式是可以融入他们一般的生活文化中的。他小心谨慎，不强行把欧洲文化灌输在当地教会、不在他们的宗教节日里传道，并鼓励他们保留传统，除非是与巫术占卜有关的。
罗民森非常尊重巴塔克族的社会秩序—族人称为亚达(Adat)：是一种部落里的阶级制度，表现在他们的习俗、礼仪和日常行为中。每逢要向福音未及的社群布道，或建立当地教会时，他总是根据巴塔克族的人际关系与组织架构，包括承认和尊重部落领袖们在所有巴塔克人眼中占有最高位分。每当有当地领袖归主时，罗民森的事工就大大地被鼓动，因为这领袖会规劝村民跟随他的榜样。
1862年5月14日，罗民森到达苏门答腊西岸城镇巴东(Padang)；由于风平浪静，整个航程拖延了四个月之久。第一次见到苏门答腊的热带气候和文化，罗民森马上遇到其他宣教士所面对的障碍。荷兰殖民地政府严格限制他们的去向，不准去到内陆，也不准在某些地方定居。这些法令表面看来是在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巴塔克族的祭司王西新加曼加拉加十一世(Sisingamangaraja XI)和儿子正与殖民地政府打游击战，被政府军围困其中。
罗民森不能进入内陆，就花了几年时间在沿岸地区学习巴塔克语和马来语，适应热带气候，并与当地人相处。这段时间收获丰富，帮助罗民森巩固一个信念，就是要训练当地人来接触自己的同胞。他发现外国宣教士无法像本地人那样，进入人的心灵和生命深处。
也因着这个信念，罗民森决定像苏门答腊人那样生活和思考。他改变饮食习惯，避开欧洲食物，改吃简单的米饭、鱼干和蔬菜。面对持有传统信念和信仰的当地人，他也学会不得罪他们，不与他们的观念对峙；而是向他们指出基督信仰的真理。他会与他们一同讨论罪的问题，他会问:“谁会为你偿还罪债呢？”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最终目的:向巴塔克人作见证。虽然有各种限制，他曾几次短暂深入内陆，探访宣教士，又寻找合适的地方为基地。他发现了围绕多巴湖、隐没在山脊之间、美丽的希林当河谷。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数以千计的巴塔克人聚居在此，很少与外界接触。罗民森就决定在此开展上帝的事工。
罗民森在1834年2月6日诞生于舒勒斯益格.荷斯泰因区(Schleswig-Holstein)的诺德斯川岛(Nordstrand，当年被丹麦统治，现今属于德国)。他因家境清贫，年纪稍长就要外出工作，七岁起就开始照顾鹅群和羊群来赚钱。十二岁的一次交通意外几乎毁了他的一生。有一天他正在玩耍，不知何故跌入马车的轮下，双脚被马车辗过被压伤，似乎以后不能再站起来。一年之后，罗民森仍然卧床。上门的医生虽尽力而为，他依然不见起色。
罗民森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不断告诉当时十三岁的他，有一天会能再站起来走路的；他望着自己无力的双脚，很难相信父母的话。有一年圣诞节，他读圣经时，刚好读到约翰福音14章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他颤抖地问妈妈：“这是真的吗？今天仍然有神迹吗？”
母亲有点迟疑，连医生都不相信他的脚会完全康复，但为了不让儿子失望，她努力装出有信心的样子，微笑回答道：“亲爱的，当然啦。那是上帝的话，当然是真的。”
对罗民森来说，这答案就已经足够了。若妈妈说的是真的，那就一定是真的！他开始向上帝祈求医治；这是数个月来，他第一次感到有盼望。他向上帝许愿说，若能再次行走，他要成为一名宣教士。他相信上帝若把双脚还给他，必定有特别的用途。
上帝很快就应允罗民森的祈祷。在开始祈求上帝医治之后不久，有位偶尔为他检查的医生开了新药，他的伤口就开始愈合了。大约一年后，他已能正常行走。罗民森深信是上帝医治了他，他也没有忘记向上帝的承诺。有一天他走进教堂，跪在地上感谢上帝，并问说：“祢要我作宣教士吗？”
他没有听到声音，脑里也没有出现经文，但他确信上帝回答说：“是的”。
罗民森准备要马上回应上帝，却必须先经历几个耐心与决心的考验。首先，他的父亲过世了，他必须继续工作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一直到他的大姊结了婚，能取代他的角色之后，他才加入礼贤差会。在那儿，他又经历另一个简短的考验。他初到差会办公室却遭受冷漠对待，原因是他还未正式被传召，就贸然前来报到。他被故意冷落在办公室门口将近两个小时，罗民森只好耐性等候。这事让监督刮目相看，他后来谈到这位年轻人说：“能干等两小时而不生气的人，肯定能做更大的事。”
这样恒久的耐心成为罗民森日后最大的力量。
大约在1859年，罗民森开始听到婆罗洲和苏门答腊需要福音的使者。这二大岛是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好几位先前被差派到那里的宣教士虽有少许进展，但土著们发起暴力的反抗，甚至杀害几位宣教士，迫使其他人无奈撤退。有的宣教士逃到苏门答腊岛，看到向土著巴塔克人传福音的可能性。
这些报告启发了罗民森，他一直都在想，上帝会派他去哪儿呢?他写信给朋友说：“之前我对婆罗洲就已经有些许志向，但现在就更加向往。兄弟的血正向我、向你、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出呼声。这血是婆罗洲的种子，会带来百倍的收成。”
他在1861年被按立后，就要求被派到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中间。这很快就得到批准；之后在荷兰上了一些语言课后，他就出发了。
他们一早就来了，占满了简陋的小木屋，个个心怀不轨、咄咄逼人。他们共有六个人，都虎视眈眈的。巴塔克族首领的暴力暴行是众所皆知的，他们为了要达到目的会不惜伤害无辜的人。
罗民森吓了一跳，倒退了一步。自从这位德国宣教士来到苏门答腊的希林当山谷，在巴塔克族人中工作后，对他们的敌意早已习以为常，只是不知道这几个男人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磨难。他们是来屡次刁难、查问他的信仰，还是要他为所谓的罪行做出赔偿，或只是要用武力来恐吓他？
罗民森知道巴塔克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天的印尼)里的许多原始部落都是食人族。多年前两位美国宣教士被派到这里当先锋，都已被杀害、被吞吃了。他们也多次尝试毒害罗民森，但每一次上帝都神迹般地救他脱离危险。
不过，这六个人看来并没有要伤害罗民森的意思。自从1864年罗民森来到此地，他们就对他诸多质问，如今又再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则是要试探他，或纯粹恐吓他。“你在哪出生？”“天与地在哪相遇？”“你什么时候会离开？”
罗民森百般忍耐，尝试合理地回答他们。巴塔克人非常能言善辩，常挑战他的信仰教义，让他绞尽脑汁、精疲力尽。不过，这次他们志不在听，只一心想骚扰他。他们问得累了，就要求罗民森娱乐他们。
知道这些首领在村民中德高望重，万万得罪不起，罗民森就把他的手表、家人和故乡的相片展示给他们看，又演奏小提琴，甚至拿出他们从未见过的放大镜。午饭时间到了，就给他们准备简单的午餐，他们不疑有他，狼吞虎咽地吞下。
但他们仍不满意，摆明了一定要激怒罗民森，或者是要叫他失去耐性，这样就有机会藐视他所谓的和平信仰。罗民森之前曾赶走一个擅自闯入的人，至今仍然为自己失去冷静而羞愧。又或者他们盼望透过不断地纠缠，让他知难而退、打道回府，彻底离开。这些想法使罗民森更加决意要忍受这些无礼的客人—即使其中一个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吐口水在地上表示轻视。罗民森只是眨一眨眼，报以温柔地微笑，仿佛一点都不在意。
这几个人就尝试更具体地恐吓他。有一个说：“我们会砍下你的双脚，丢入河里。”罗民森平心静气地回答：“噢，朋友，你不会这么做的。”另一个说：“你若盖一间房子，我们会把它烧掉。”罗民森回答道：“那我会再盖一间。”他们反反复复地这样对答，直到下午。
首领们打着呵欠，说要睡午觉了。罗民森希望他们会就此离开。但并没有！这六个男人就躺在木头地板上睡着了。他们呼呼大睡时，罗民森只好叹口气，去打扫房子。六个人睡醒后，罗民森就为他们讲圣经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报以刻薄的评论，又提出无关痛痒的问题。天色已暗，罗民森感到疲惫了。但他没有露出不耐烦的神情，首领们也丝毫不愿在这场意志之战中松懈下来。
最后，大约在午夜时分，罗民森终于撑不下去了。虽然对这六个来挑衅的男人要在家里过夜感到不舒服，但他累得不能再睁开双眼了，就告诉他们：“我累了，要去睡觉了。”
六个人互相对望，商议着：若这洋鬼子要去睡觉，那么，他们也去睡吧！他们互相点头，仿佛在说：“看他能忍耐多久。”之后就在原地躺下睡觉。罗民森回到房间，跪在地上，求上帝给他更多耐性和爱心，对待上帝差派他去服事的这些人。他祈祷着：若这是上帝的旨意，这六个顽固的首领也不能阻止他继续服事巴塔克人。接着就睡着了。
翌日早晨，众首领醒来，天气寒冷。在苏门答腊的内陆，天气在晨间突然变得寒冷是很平常的。六个人发现他们身上都盖上了温暖的毛毯，十分惊讶。显然是那个承受他们一整天折磨的人在夜里起来，为每个人盖上毛毯。众首领尴尬地对望；他们为罗民森带来麻烦，他却以极大的仁慈和善良回报他们的敌意和无礼，待他们如同上宾。
于是他们折好毛毯，整齐地放在桌上，安静地离开了，不想惊动罗民森。
巴塔克首领们忘不了这件事。多年以后，其中一位还复述给罗民森说，他的忍耐带给他们深刻的印象；还说这件事加上他在其他方面的努力，使得他们对他所传的福音大大改观。罗民森笑着对这位带有歉意的朋友说他早已原谅他们了。然后加上一句，这就是他来到巴塔克人当中的原因，为了要传耶稣基督平安和赦罪的信息。
就某种程度来说，那天与巴塔克族首领们的相处，也概括地捕捉了罗民森向巴塔克人宣教的情况。他在苏门答腊五十多年，当地人虽然强烈反对福音，但都无法阻止他为基督作见证。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以为主受苦为荣，再再显出那自小就支撑他、又带领他来到巴塔克人中间的忍耐、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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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民森（Ludwig Ingwer Nommensen，1834-1918年）是德国宣教士， 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塔克族人( Batak) 的原始部落中度过大半生。他在希林当（Silindung）山谷里传福音给部落中未曾听过耶稣基督名字的人，超过五十年之久，上帝都保守他度过逼迫和个人的悲惨遭遇。罗民森藉着敬虔的言语和行动，向巴塔克族人显示上帝的爱，带领数以千计的人归主。今天，巴塔克教会是印尼最大的教会宗派，这都要归功于人称为巴塔克使徒的这位宣教士。
他们一早就来了，占满了简陋的小木屋，个个心怀不轨、咄咄逼人。他们共有六个人，都虎视眈眈的。巴塔克族首领的暴力暴行是众所皆知的，他们为了要达到目的会不惜伤害无辜的人。[按此阅读更多]
罗民森在1834年2月6日诞生于舒勒斯益格.荷斯泰因区(Schleswig-Holstein)的诺德斯川岛(Nordstrand，当年被丹麦统治，现今属于德国)。他因家境清贫，年纪稍长就要外出工作，七岁起就开始照顾鹅群和羊群来赚钱。十二岁的一次交通意外几乎毁了他的一生。[按此阅读更多]
多亏罗民森的长久忍耐，他的事工逐渐见到果效。1865年8月，他为第一批信徒施洗—四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妻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人数缓慢而稳定地增长。其实，要巴塔克人归信基督是不容易的：许多人会被赶逐离家、被族人排挤、被指控放弃传统信仰而不断遭受攻击，因而失去社会地位和生计。[按此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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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艾伟德也开始接受被遗弃的孩子和孤儿。最初，有一位乞丐母亲要把女儿卖给她，艾伟德充满怜悯，知道自己会给那女孩更好的照顾，就把身上所有的钱—等同于九便士—给了那乞丐，收养这孩子。她为孩子取名美恩，小名九便士。有一天，这女孩带着另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回来，接着是一个又一个孩子。几年之后，八福客栈就好像一家孤儿院一样，这促使省政府开始兴办一间学校。艾伟德若是担心自己无法成为一位母亲的话，现在的她就无法拥有这些超乎想像的众多孩子。
1937年，中日开战，打破了安逸的状况。日本空军空袭阳城，八福客栈也无法幸免，接着日军成功入城，艾伟德知道撤离是势在必行的。她自己的生命也面临危险，因她在阳城四处传道时，常把日本人的行踪告诉防卫的国军，因此激怒日方悬赏捉拿她。问题是：怎么能确保这上百名儿童的安全呢？
解决方案十分具挑战性。艾伟德得知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夫人，为战乱时期的孤儿们成立了临时收容所，但却是远在距离超过200公里的西安，中间还隔着山峦和黄河。艾伟德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带着这些孩子—有的还只是小婴孩—徒步迁移。
因此，1940年4月，艾伟德带着100个孩子启程，每人带了一个小碗、一双筷子、一条毛巾，还有晚上睡觉用的被子。有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亲身经历上帝不断的供应和保守，使他们不受天气、蛇和日军的侵袭；有友善的士兵把口粮分给他们，有和尚让他们在废弃的寺庙里过夜，有官员安排船只载他们横渡黄河—即使当时黄河的运输已正式关闭。他们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才到达西安，这条死里逃生的路线证明了上帝的伟大。虽然这段长征使艾伟德染上伤寒(typhoid fever)，但她一个孩子也没有失去。
艾伟德一康复后，就马上投入工作，从不说累。她知道自己无法回到阳城，就留在西安服事难民、痲疯病患和囚犯，又继续进入山区向村民传福音。这些都是会使人疲累的，但上帝经常提醒艾伟德这工作的重要性。有一次她去探访一间独处一隅的寺院，惊觉住在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接受福音，并且告诉她：“我们所等待的使者终于来了。”
她后来搬到南边的成都，有四年时间在那里关怀穷人，传福音和教导圣经。她也在一间神学院女校里担负主要的教导任务。这是一间专为中国女子所设立的神学院，当时的艾伟德已经入籍中国，就像一个道地的中国人。
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艾伟德随即回到英国。接下来的10年，她在学校里任教，也不断传讲见证，为中国宣教筹款。她无法忘记中国，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乡，她非常渴望回去。但新的中国政府拒绝让她入境，她就决定到台湾定居。她在那里成立孤儿院，用尽最后的年日来照顾更多儿童。
艾伟德于1970年1月3日去世，当时她已声名大噪。不少杂志撰文或出版传记提到她翻山越岭的奇妙经历，以及她在中国其他的英勇事蹟。甚至有电影公司把她异乎寻常的事蹟拍成电影，但其中一些与事实不符合的剧情却令她感到尴尬。无论如何，如此公开的声誉还是有用的，帮助她为所爱的中国筹得更多款项。
这一切都显得何等讽刺，她的语文和神学考试都不合格，还被批评说年纪太大不适合当宣教士。但艾伟德从不抱怨宣教机构对她的拒绝。有一次她承认：“我知道，若没有人这么做的话，当时的我看来会是多么的愚昧。其实我不单学会说中文，过后几年还能像当地人那样读写中文，对我来说是上帝的伟大神蹟。”
她为上帝服事中国的心志从未动摇，事奉的热诚也从未减退，然而她总是感谢上帝让她有机会亲身经历祂的供应。事实上，她也觉得希奇，自己竟会蒙上帝的呼召去中国服事。她坦诚地说：“从我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来看，我并不是上帝的首选。我不知道他是谁，但必定是个男人，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过世了、或许是他不愿意。上帝从天上向下望......看见艾伟德，就说：‘好的，这个人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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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伟德如何去到中国，以及她在那儿的生活事蹟都有许多著作曾详尽地记载，甚至还被拍成一部电影。这真是一个戏剧化的故事，但却容易叫读者分心，看不清她对服事对象的影响力。然而，两者都见证上帝的大能，显出祂可以使用像艾伟德那样平凡的人。
从伦敦到中国的旅程就是个神蹟。经过多天的行程后，火车在西伯利亚中部停了下来，前头的战事使得火车无法继续前行。艾伟德必须步行超过一天，才能去到最靠近的市镇，再继续前往东岸的海参威(Vladivostok)。在那里有个俄国官员前来搭讪—几乎要强奸了她，他没收她的护照，还想骗她留在当地作机械工人。后来不知从哪儿出现一位说英语的妇人，安排她逃到一艘前往日本的船上。在神户，有人带她去见一对英国宣教士夫妇，他们帮助她登上另一艘航向中国的船只。11月8日，艾伟德终于踏上她梦寐以求、一心要事奉上帝的中国，展开了接下来17年刺激、精彩的事奉生涯。
阳城位在中国北部，艾伟德和劳生在那里面对的是强烈反对福音的村民。他们深受传统信仰和文化的影响，没时间听“洋鬼子”所谓的“福音”。但这两位女士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每天都有运载货物的骡子商队经过，她们可以开客栈招待路过的骡夫休息过夜，在晚餐时，透过说故事来娱乐他们，吸引他们留宿。
中国文化以八为吉祥数字，所以“八福客栈”就这样产生了；很快地，这个客栈就因着两位外国妇女和信主的中国人同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讲述故事而闻名。他们说的故事是一个名叫耶稣的中东男子的故事，祂尊贵的祖宗就是伟大的上帝；还说到耶稣活在简朴的社会里，如何克服种种问题。这是骡夫们可以认同的故事；他们感到十分有趣，还口耳相传，无形中协助宣教士把福音传遍这与世隔绝的山区。
艾伟德最初不会说中文，只能在门外做工。见骡队经过，就捉住第一匹骡子拉入棚内，再勉强其他骡子跟着进来；然后喂食清理。不过，当她慢慢学会山西方言，就得以与同工一起造访农村，向村民讲故事。但当劳生失足意外去世后，艾伟德就面对第一个重大的考验：没有劳生的退休金津贴，怎能继续经营这间客栈呢?
上帝的解决方法来得出其不意。阳城县的县长来到八福客栈，要求艾伟德成为他的“双足检察官”，挨家挨户检查女人是否已经不再裹小脚。当时中国政府正要结束妇女缠足的古老传统—人们曾经认为裹小脚会使女孩变得更具吸引力，因此需要官员来执行这一个新法例。以当地的标准来看，艾伟德有双“大”脚，是被委派去检查女孩的双脚，向她们解释缠足残忍又不健康的最佳人选。
艾伟德最初对这个担任女子双足检察官的邀请相当抗拒，因为她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是要传福音—不是要检查人的双脚!但之后却发现这是上帝给她作见证的完美机会。这任务让她有权力去巡视各个村落、能支取薪水、有骡子代步，甚至还有两位随身保护她的卫兵。当她向县长表示会同时向村民传福音时，对方挥挥手表示说：“我不理会你的宗教，也不管你向谁传教，这是每个人良心的问题。”这为艾伟德打开了传福音的通行绿灯。
她就如此做，在白天四处去检查女孩的双脚，也乘机向村民讲述耶稣的事蹟；晚上则在八福客栈传讲更多故事。后来，一个接一个听众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她为基督赢得许多灵魂，有的还成了她一生的朋友，成为她事奉的伙伴。
艾伟德温柔又和善的作风，很快就赢得当地人的接纳。县长也对她刮目相看，甚至在当地监狱发生暴动时，找她去做调解。监狱长告诉她，囚犯们发疯了，在互相残杀。情况之暴力连狱卒也不敢进入。他说：“你一定要进去，平息暴动。”
艾伟德瞪大双眼抗议：“你疯了吗?我进去的话，他们会杀了我的!”
监狱长反驳道：“他们怎能杀得了你呢?你四处告诉人说你有永活的上帝在你里面，所以才来到这里的。如果你传的是真理，如果你的上帝可以保护你免受伤害的话，那你就可以平定这次动乱。”
为了保住上帝的名声，艾伟德别无选择，只好独自进入监狱，看见的是令人震惊的情景。囚犯们正在打架，其中一个人拿着斧头到处挥舞，还有几个受害者躺在地上。那人向她走过来，不知从哪来的勇气，她大声命令道：“把斧头给我，马上给我!”
令艾伟德和其他囚犯惊讶的是，那人竟顺从了。像学校的老师责备一班顽皮的小学生那样，她命令他们排队成列，向她解释为何要打架。这时她才知道他们是因为监狱里的环境太恶劣才会暴乱的：他们的食物不足果腹，没有机会舒展筋骨，整天无所事事。她把这些情况向监狱长汇报，并说服他们去改善情况，为他们设置织布机和推磨石，让囚犯在监狱中织布和磨谷，不但给自己使用，也可以拿出去贩卖。艾伟德也开始探访他们，向他们传道。有几位囚犯因此信主，其中一位冯姓人士日后还成为她事工的忠心支持者。
这件事使得艾伟德在农村一带声名大噪，群众开始称呼她的中文译名“艾伟德”，意思是有德行的人。对于一个放弃一切来到异乡的英国人来说，被人认同为中国人是她能得到的最高礼遇。1935年，她决定放弃英国护照，成为中国公民。有一次她写信回家，说：“这实在是我的国家和人民。我现在活得完全像个中国妇人。我穿她们的衣服，吃她们的食物，说她们的语言—甚至是她们的方言，也像她们那样思考。”
那位县长也深受艾伟德的信心与行为所感动。多年来多次谈到彼此的文化与信仰，他与艾伟德之间建立了相互的了解。有一天在一场宴会里，县长称赞艾伟德在穷人、病人和囚犯中的工作，然后认真地宣布：“艾伟德，我愿意接受你的信仰，我要成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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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主任见艾伟德那么热切想事奉上帝，就好心相告说：“还有一件事”，有对年老的宣教士夫妇刚从中国回来，需要有人帮忙打理在布里斯托(Bristol)的住家。主任试着问她：“你会考虑这个工作吗?”
听到对方这样说，艾伟德几乎哭了出来。又要再作女佣!她要去中国的梦看来是更加遥远了。但这若是上帝要她去的，好吧......。
她愁眉不展地点点头，记下那对夫妇的地址。不过，她很快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计画。虽然这工作与宣教完全无关，但费希尔(Fishers)宣教士夫妇那单纯却有力的信心大大启发了艾伟德。当她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梦想与失望时，他们向她保证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永不会叫你失望。祂既差派你，就必会引导和供应你。或许祂不会照着你的心意回应你的祷告，但是祂必定会回应的。”
但是，她说，自己刚刚被拒绝了。上帝是在告诉她不要作宣教士了吗?上帝是否仍要她去中国呢?夫妇二人并没有给她答案，但说：“祂会在最好的时机向你显明，继续警醒和祈祷吧。”
“最好的时机”真的来了。在费希尔夫妇的建议下，艾伟德去到威尔斯的斯旺西(Swansea)，在一个救援中心里工作，帮助遇到困难的年轻女子。这些女子离开自己的村子蜂拥到城市里找工作，结果却沦落得身无分文，无家可归；有的还在绝望中沦为娼妓。而像艾伟德这类“救援姊妹”的工作，就是去规劝她们接受救援中心的帮助，然后返回家乡。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但艾伟德对中国仍念念不忘。有一天，她决定从头读完整本圣经，然后就被创世记12章1-2节所触动。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艾伟德心跳加速，上帝也这样吩咐她吗?有一天，她读到摩西离开他在旷野中舒适安稳的家园，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后来读到尼希米即使在波斯王左右服事，他仍决定回到耶路撒冷去帮助他的同胞，他的决心也启发了她。艾伟德心想“就像我一样”。接着她高声喊道：“但他不顾一切......他真的去了!”
就在那个时刻，似乎听到有声音对她说：“艾伟德，尼希米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吗?”
她回答道：“当然是!”然后就听到：“那么就做尼希米所做的，去吧!”
她回应道：“但我不是尼希米。”
“你不是，但放心，我确实是他的上帝。”
这就对了!艾伟德知道她刚刚领受了前往中国的“出发指令”。现在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到那儿。
她知道必须增加自己的积蓄，就搬回伦敦。雇佣中介派她去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一位曾远征中亚和中国地区的著名探险家)的家。她用最后的积蓄买了火车票，去到那儿，走进自己的房间，把圣经、灵修书籍和最后的2.5便士放在床上，然后祷告说：“上帝啊，这是我要向人传讲用的圣经，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祢若要用我，我就带着这些去中国。”
话刚说完，就有人召唤她去见女主人。这位仁慈的女士告诉她，她的习惯是补偿新来的女佣到这里所花的交通费用，然后就给她三先令硬币—这比她的车票钱还多。她紧握著这些钱，惊叹地回到楼上。上帝刚刚向她显明祂会供应!
这个小神蹟坚固了艾伟德的心，她就尽快去到旅行社要预订去中国的船票。但却惊讶地发现最便宜的船票也要90英镑，她想到自己怎么样也存不到这么多钱。然而，还有另一个较能负担得起的选择—由陆路跋山涉水5，000英里，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列车，经过荷兰、德国、波兰、苏联和西伯利亚，然后坐船前往中国；这要耗费几个星期的时间，但只需不到48英镑的花费。
但还有个障碍：火车会经过当时的战区。她被告知，在中俄边境将有一场尚未公开宣战的战争，威胁到铁道的路线。艾伟德不理代办旅行社的警告，要求马上预订一张车票，她先支付三英镑作为订金，以后再每星期分期付款。她轻松地说：“我真的不在意那场荒唐的战争。等我筹到其余款项时，战争肯定已经结束了。”
旅行社的承办人员不肯卖车票给她，强烈抗议道：“我们不愿意让顾客去送死。”但艾伟德坚持不屈，就成功预订了车票。
打赢了这场小仗，向中国行迈进了第一步，她接下来就更埋头苦干，尽力赚钱。她身兼多职：在厨房里的帮佣、清洁工人，以及女服务生，还把手头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包括她最好的一双鞋。她经常提醒自己：“一切都是为了中国。”13上帝也一路加添她的储蓄，不时给她增添小小的“奖金”。因此，艾伟德在一年内就付清了全数的火车费用，比她预计的三年时间要短得多。上帝给她多两年的时间在中国服事。
她下一步是要想想到中国后究竟要做什么。有一天她无意中听到朋友的对话，谈到一位73岁派驻中国的宣教士，需要“一些年轻女士”来继续她的事工。艾伟德眼前一亮，对自己说：“那就是我，没错。”14费希尔夫妇说得对：上帝在祂的时间里，会揭示对她的计画。
她写信给劳生女士(Jeann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