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走向安全的漫长路途

在这时，艾伟德也开始接受被遗弃的孩子和孤儿。最初，有一位乞丐母亲要把女儿卖给她，艾伟德充满怜悯，知道自己会给那女孩更好的照顾，就把身上所有的钱—等同于九便士—给了那乞丐，收养这孩子。她为孩子取名美恩，小名九便士。有一天，这女孩带着另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回来，接着是一个又一个孩子。几年之后，八福客栈就好像一家孤儿院一样，这促使省政府开始兴办一间学校。艾伟德若是担心自己无法成为一位母亲的话，现在的她就无法拥有这些超乎想像的众多孩子。

1937年，中日开战，打破了安逸的状况。日本空军空袭阳城，八福客栈也无法幸免，接着日军成功入城，艾伟德知道撤离是势在必行的。她自己的生命也面临危险，因她在阳城四处传道时，常把日本人的行踪告诉防卫的国军，因此激怒日方悬赏捉拿她。问题是：怎么能确保这上百名儿童的安全呢？

解决方案十分具挑战性。艾伟德得知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夫人，为战乱时期的孤儿们成立了临时收容所，但却是远在距离超过200公里的西安，中间还隔着山峦和黄河。艾伟德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带着这些孩子—有的还只是小婴孩—徒步迁移。

因此，1940年4月，艾伟德带着100个孩子启程，每人带了一个小碗、一双筷子、一条毛巾，还有晚上睡觉用的被子。有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亲身经历上帝不断的供应和保守，使他们不受天气、蛇和日军的侵袭；有友善的士兵把口粮分给他们，有和尚让他们在废弃的寺庙里过夜，有官员安排船只载他们横渡黄河—即使当时黄河的运输已正式关闭。他们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才到达西安，这条死里逃生的路线证明了上帝的伟大。虽然这段长征使艾伟德染上伤寒(typhoid fever)，但她一个孩子也没有失去。

艾伟德一康复后，就马上投入工作，从不说累。她知道自己无法回到阳城，就留在西安服事难民、痲疯病患和囚犯，又继续进入山区向村民传福音。这些都是会使人疲累的，但上帝经常提醒艾伟德这工作的重要性。有一次她去探访一间独处一隅的寺院，惊觉住在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接受福音，并且告诉她：“我们所等待的使者终于来了。”

她后来搬到南边的成都，有四年时间在那里关怀穷人，传福音和教导圣经。她也在一间神学院女校里担负主要的教导任务。这是一间专为中国女子所设立的神学院，当时的艾伟德已经入籍中国，就像一个道地的中国人。

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艾伟德随即回到英国。接下来的10年，她在学校里任教，也不断传讲见证，为中国宣教筹款。她无法忘记中国，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乡，她非常渴望回去。但新的中国政府拒绝让她入境，她就决定到台湾定居。她在那里成立孤儿院，用尽最后的年日来照顾更多儿童。

艾伟德于1970年1月3日去世，当时她已声名大噪。不少杂志撰文或出版传记提到她翻山越岭的奇妙经历，以及她在中国其他的英勇事蹟。甚至有电影公司把她异乎寻常的事蹟拍成电影，但其中一些与事实不符合的剧情却令她感到尴尬。无论如何，如此公开的声誉还是有用的，帮助她为所爱的中国筹得更多款项。

这一切都显得何等讽刺，她的语文和神学考试都不合格，还被批评说年纪太大不适合当宣教士。但艾伟德从不抱怨宣教机构对她的拒绝。有一次她承认：“我知道，若没有人这么做的话，当时的我看来会是多么的愚昧。其实我不单学会说中文，过后几年还能像当地人那样读写中文，对我来说是上帝的伟大神蹟。”

她为上帝服事中国的心志从未动摇，事奉的热诚也从未减退，然而她总是感谢上帝让她有机会亲身经历祂的供应。事实上，她也觉得希奇，自己竟会蒙上帝的呼召去中国服事。她坦诚地说：“从我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来看，我并不是上帝的首选。我不知道他是谁，但必定是个男人，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过世了、或许是他不愿意。上帝从天上向下望......看见艾伟德，就说：‘好的，这个人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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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福客栈

关于艾伟德如何去到中国，以及她在那儿的生活事蹟都有许多著作曾详尽地记载，甚至还被拍成一部电影。这真是一个戏剧化的故事，但却容易叫读者分心，看不清她对服事对象的影响力。然而，两者都见证上帝的大能，显出祂可以使用像艾伟德那样平凡的人。

从伦敦到中国的旅程就是个神蹟。经过多天的行程后，火车在西伯利亚中部停了下来，前头的战事使得火车无法继续前行。艾伟德必须步行超过一天，才能去到最靠近的市镇，再继续前往东岸的海参威(Vladivostok)。在那里有个俄国官员前来搭讪—几乎要强奸了她，他没收她的护照，还想骗她留在当地作机械工人。后来不知从哪儿出现一位说英语的妇人，安排她逃到一艘前往日本的船上。在神户，有人带她去见一对英国宣教士夫妇，他们帮助她登上另一艘航向中国的船只。11月8日，艾伟德终于踏上她梦寐以求、一心要事奉上帝的中国，展开了接下来17年刺激、精彩的事奉生涯。

阳城位在中国北部，艾伟德和劳生在那里面对的是强烈反对福音的村民。他们深受传统信仰和文化的影响，没时间听“洋鬼子”所谓的“福音”。但这两位女士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每天都有运载货物的骡子商队经过，她们可以开客栈招待路过的骡夫休息过夜，在晚餐时，透过说故事来娱乐他们，吸引他们留宿。

中国文化以八为吉祥数字，所以“八福客栈”就这样产生了；很快地，这个客栈就因着两位外国妇女和信主的中国人同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讲述故事而闻名。他们说的故事是一个名叫耶稣的中东男子的故事，祂尊贵的祖宗就是伟大的上帝；还说到耶稣活在简朴的社会里，如何克服种种问题。这是骡夫们可以认同的故事；他们感到十分有趣，还口耳相传，无形中协助宣教士把福音传遍这与世隔绝的山区。

艾伟德最初不会说中文，只能在门外做工。见骡队经过，就捉住第一匹骡子拉入棚内，再勉强其他骡子跟着进来；然后喂食清理。不过，当她慢慢学会山西方言，就得以与同工一起造访农村，向村民讲故事。但当劳生失足意外去世后，艾伟德就面对第一个重大的考验：没有劳生的退休金津贴，怎能继续经营这间客栈呢?

上帝的解决方法来得出其不意。阳城县的县长来到八福客栈，要求艾伟德成为他的“双足检察官”，挨家挨户检查女人是否已经不再裹小脚。当时中国政府正要结束妇女缠足的古老传统—人们曾经认为裹小脚会使女孩变得更具吸引力，因此需要官员来执行这一个新法例。以当地的标准来看，艾伟德有双“大”脚，是被委派去检查女孩的双脚，向她们解释缠足残忍又不健康的最佳人选。

艾伟德最初对这个担任女子双足检察官的邀请相当抗拒，因为她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是要传福音—不是要检查人的双脚!但之后却发现这是上帝给她作见证的完美机会。这任务让她有权力去巡视各个村落、能支取薪水、有骡子代步，甚至还有两位随身保护她的卫兵。当她向县长表示会同时向村民传福音时，对方挥挥手表示说：“我不理会你的宗教，也不管你向谁传教，这是每个人良心的问题。”这为艾伟德打开了传福音的通行绿灯。

她就如此做，在白天四处去检查女孩的双脚，也乘机向村民讲述耶稣的事蹟；晚上则在八福客栈传讲更多故事。后来，一个接一个听众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她为基督赢得许多灵魂，有的还成了她一生的朋友，成为她事奉的伙伴。

艾伟德温柔又和善的作风，很快就赢得当地人的接纳。县长也对她刮目相看，甚至在当地监狱发生暴动时，找她去做调解。监狱长告诉她，囚犯们发疯了，在互相残杀。情况之暴力连狱卒也不敢进入。他说：“你一定要进去，平息暴动。”

艾伟德瞪大双眼抗议：“你疯了吗?我进去的话，他们会杀了我的!”

监狱长反驳道：“他们怎能杀得了你呢?你四处告诉人说你有永活的上帝在你里面，所以才来到这里的。如果你传的是真理，如果你的上帝可以保护你免受伤害的话，那你就可以平定这次动乱。”

为了保住上帝的名声，艾伟德别无选择，只好独自进入监狱，看见的是令人震惊的情景。囚犯们正在打架，其中一个人拿着斧头到处挥舞，还有几个受害者躺在地上。那人向她走过来，不知从哪来的勇气，她大声命令道：“把斧头给我，马上给我!”

令艾伟德和其他囚犯惊讶的是，那人竟顺从了。像学校的老师责备一班顽皮的小学生那样，她命令他们排队成列，向她解释为何要打架。这时她才知道他们是因为监狱里的环境太恶劣才会暴乱的：他们的食物不足果腹，没有机会舒展筋骨，整天无所事事。她把这些情况向监狱长汇报，并说服他们去改善情况，为他们设置织布机和推磨石，让囚犯在监狱中织布和磨谷，不但给自己使用，也可以拿出去贩卖。艾伟德也开始探访他们，向他们传道。有几位囚犯因此信主，其中一位冯姓人士日后还成为她事工的忠心支持者。

这件事使得艾伟德在农村一带声名大噪，群众开始称呼她的中文译名“艾伟德”，意思是有德行的人。对于一个放弃一切来到异乡的英国人来说，被人认同为中国人是她能得到的最高礼遇。1935年，她决定放弃英国护照，成为中国公民。有一次她写信回家，说：“这实在是我的国家和人民。我现在活得完全像个中国妇人。我穿她们的衣服，吃她们的食物，说她们的语言—甚至是她们的方言，也像她们那样思考。”

那位县长也深受艾伟德的信心与行为所感动。多年来多次谈到彼此的文化与信仰，他与艾伟德之间建立了相互的了解。有一天在一场宴会里，县长称赞艾伟德在穷人、病人和囚犯中的工作，然后认真地宣布：“艾伟德，我愿意接受你的信仰，我要成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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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是你的上帝......去吧!”

不过，主任见艾伟德那么热切想事奉上帝，就好心相告说：“还有一件事”，有对年老的宣教士夫妇刚从中国回来，需要有人帮忙打理在布里斯托(Bristol)的住家。主任试着问她：“你会考虑这个工作吗?”

听到对方这样说，艾伟德几乎哭了出来。又要再作女佣!她要去中国的梦看来是更加遥远了。但这若是上帝要她去的，好吧......。

她愁眉不展地点点头，记下那对夫妇的地址。不过，她很快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计画。虽然这工作与宣教完全无关，但费希尔(Fishers)宣教士夫妇那单纯却有力的信心大大启发了艾伟德。当她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梦想与失望时，他们向她保证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永不会叫你失望。祂既差派你，就必会引导和供应你。或许祂不会照着你的心意回应你的祷告，但是祂必定会回应的。”

但是，她说，自己刚刚被拒绝了。上帝是在告诉她不要作宣教士了吗?上帝是否仍要她去中国呢?夫妇二人并没有给她答案，但说：“祂会在最好的时机向你显明，继续警醒和祈祷吧。”

“最好的时机”真的来了。在费希尔夫妇的建议下，艾伟德去到威尔斯的斯旺西(Swansea)，在一个救援中心里工作，帮助遇到困难的年轻女子。这些女子离开自己的村子蜂拥到城市里找工作，结果却沦落得身无分文，无家可归；有的还在绝望中沦为娼妓。而像艾伟德这类“救援姊妹”的工作，就是去规劝她们接受救援中心的帮助，然后返回家乡。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但艾伟德对中国仍念念不忘。有一天，她决定从头读完整本圣经，然后就被创世记12章1-2节所触动。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艾伟德心跳加速，上帝也这样吩咐她吗?有一天，她读到摩西离开他在旷野中舒适安稳的家园，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后来读到尼希米即使在波斯王左右服事，他仍决定回到耶路撒冷去帮助他的同胞，他的决心也启发了她。艾伟德心想“就像我一样”。接着她高声喊道：“但他不顾一切......他真的去了!”

就在那个时刻，似乎听到有声音对她说：“艾伟德，尼希米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吗?”

她回答道：“当然是!”然后就听到：“那么就做尼希米所做的，去吧!”

她回应道：“但我不是尼希米。”

“你不是，但放心，我确实是他的上帝。”

这就对了!艾伟德知道她刚刚领受了前往中国的“出发指令”。现在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到那儿。

她知道必须增加自己的积蓄，就搬回伦敦。雇佣中介派她去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一位曾远征中亚和中国地区的著名探险家)的家。她用最后的积蓄买了火车票，去到那儿，走进自己的房间，把圣经、灵修书籍和最后的2.5便士放在床上，然后祷告说：“上帝啊，这是我要向人传讲用的圣经，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祢若要用我，我就带着这些去中国。”

话刚说完，就有人召唤她去见女主人。这位仁慈的女士告诉她，她的习惯是补偿新来的女佣到这里所花的交通费用，然后就给她三先令硬币—这比她的车票钱还多。她紧握著这些钱，惊叹地回到楼上。上帝刚刚向她显明祂会供应!

这个小神蹟坚固了艾伟德的心，她就尽快去到旅行社要预订去中国的船票。但却惊讶地发现最便宜的船票也要90英镑，她想到自己怎么样也存不到这么多钱。然而，还有另一个较能负担得起的选择—由陆路跋山涉水5，000英里，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列车，经过荷兰、德国、波兰、苏联和西伯利亚，然后坐船前往中国；这要耗费几个星期的时间，但只需不到48英镑的花费。

但还有个障碍：火车会经过当时的战区。她被告知，在中俄边境将有一场尚未公开宣战的战争，威胁到铁道的路线。艾伟德不理代办旅行社的警告，要求马上预订一张车票，她先支付三英镑作为订金，以后再每星期分期付款。她轻松地说：“我真的不在意那场荒唐的战争。等我筹到其余款项时，战争肯定已经结束了。”

旅行社的承办人员不肯卖车票给她，强烈抗议道：“我们不愿意让顾客去送死。”但艾伟德坚持不屈，就成功预订了车票。

打赢了这场小仗，向中国行迈进了第一步，她接下来就更埋头苦干，尽力赚钱。她身兼多职：在厨房里的帮佣、清洁工人，以及女服务生，还把手头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包括她最好的一双鞋。她经常提醒自己：“一切都是为了中国。”13上帝也一路加添她的储蓄，不时给她增添小小的“奖金”。因此，艾伟德在一年内就付清了全数的火车费用，比她预计的三年时间要短得多。上帝给她多两年的时间在中国服事。

她下一步是要想想到中国后究竟要做什么。有一天她无意中听到朋友的对话，谈到一位73岁派驻中国的宣教士，需要“一些年轻女士”来继续她的事工。艾伟德眼前一亮，对自己说：“那就是我，没错。”14费希尔夫妇说得对：上帝在祂的时间里，会揭示对她的计画。

她写信给劳生女士(Jeannie…

二、我要去中国吗?

当艾伟德年少时，没有人会觉得她有资格成为宣教士。她出生在伦敦以北爱民顿的一个劳工阶层家庭里，父亲是邮差，母亲是邮务工人；她矮小削瘦，只有五英尺高。

艾伟德向来意志高昂，但比起传道，她似乎对表演更有兴趣。她在校成绩并不好，虽然老师也发现她确实有在努力尝试要改善成绩。辍学之后，她四处打工，做过女佣、店员和保母。在工作之余，她报读戏剧班，希望加入戏剧界。

艾伟德自小在圣公会的传统下长大，对宗教并没有很多的想法。但有一天，在前往伦敦参加一个舞会的途中，不知何故，她与同行的朋友分开了，陷在正走入一间教会的一大群人群中。她无法挤出人群，只好坐在教会里等待聚会结束，无意间听到讲员谈到宣教的重要性。这信息点亮她的心灵，她不知道上帝是否会呼召她到海外传福音。当朋友听到她的说法，都叫她打消念头，说：“妳不要这么傻。跟我们去看电影、跳舞、看戏剧；又或者去结识我们在公园遇见的可爱男孩吧。”

但上帝已在艾伟德的心中燃起火苗，现在正要煽起火焰。在接下来的教会聚会里，艾伟德接受耶稣基督为她的救主，又把一生奉献给祂。她加入“年轻人生命运动”(Young Life Campaign)，是一个组织年轻人去布道的团队；在他们的一份杂志里读到一篇关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未曾听闻福音的报导。艾伟德后来回忆道，这篇文章让她“印象十分深刻”。她说：“当我知道千万的中国人未听闻福音，让我十分惊讶；我感到要为这做点事。”

她认为这些“事情”应该由聪明或有天分的人来做。于是她就去询问一些朋友、前雇主，还有当时在军队中服役的弟弟罗伦斯。他们都拒绝她。罗伦斯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要做!那是老女佣的工作。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呢?”

艾伟德听了很生气，她想：“这确实是老女佣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当然需要聪明、有才能、有经验、有魄力的人去做，不是吗?她怎么有资格呢?

不过，弟弟的话在她心里生根滋长；即使是在他们交谈的数天后，仍然在她脑中响起。她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何我自己不去，而要推别人去中国呢?”这个想法不久就变成了一个信念，跟着形成一个全面的计划—对，艾伟德要成为一位宣教士，她要去中国。

她的父亲表示怀疑，指出艾伟德既不会护理也不会教导。但她并没有因此知难而退，甚至还跑到伦敦著名的演说角落(Speakers’ Corner)去操练公开讲道。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止她去中国。

不过，她首先要学会所需的技能、学会中文，还要解决财务和交通的问题，才能完成这艰巨的大任务。她想，凭她的热忱和委身一定能作成这事。

不幸的是，中国内地会并不这么认为。艾伟德脑里仍然响起主任的话：“你若继续下去，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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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点也不好

主任的语气温柔又善良，但说话的内容却让人泄气。

艾伟德在神学或中文的成绩都不理想。主任轻声地重复道：“成绩不好，你继续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我们只是好意、测试性地录取你，你若继续下去，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金钱......。”

他的声音愈来愈轻；似乎不必再谈下去了。他没有正面说出理由，但已经表明意思:艾伟德考试不合格，不能去中国作宣教士。

不合格!她或许不会感到太过意外，毕竟她从来都不曾是个好学生。她考试鲜少及格，14岁就辍学当起女佣，对事实或数字也没有多少概念；更糟的是，他们说她年纪稍微大了一点，这真的让她特别难过。

那位主任同情地解释道:“你若留在内地会训练中心待三年，然后再被差出去，到那里时都快30岁了。经验告诉我们，除非学生天资过人，否则，过了30岁就很难学会中文了。”

28岁的艾伟德在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今天的海外基督使团(OMF International)时，根本没有想过会听到这样的话。她知道自己的成绩不好又没有实用的技术或经验，这的确对她不利，但还是盼望她真诚信靠上帝又热心为祂作见证的意愿，能打动面试并审核的人员。他们确实被她打动了，让她试读一个学期，以证明她可以应付正规课程。

三个月以来，艾伟德挨完圣经和宣教历史课，却难以掌握要领；而中文课更是困难。考试对她来说也是一个难关，但她相信上帝会帮助她及格的。结果盼望落空。

主任的话在她耳边回响，刺透她的心灵，她热泪盈眶，强忍泪水，对自己说：“这完全不合理。”她渴望去到中国，向人传扬上帝永恒不变的爱。这不是上帝所要的吗?祂不是给她强烈要去中国的信念作为确据了吗?上帝弄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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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巫的宣教先锋

在拉让江流域，这个刚成立的社群占据了诗巫旁边丛林中的一小块空地；富雅各要牧养他们，将会面对艰难的挑战。因为这里基础建设和设施匮乏，这些侨民一方面要辛勤地种稻米糊口，另一方面还要预防各种肆虐的热带疾病。由于原住民的土地受到侵占，华侨农民与当地达雅族人的关系，也持续在仇视与紧张中。

正当此时，富雅各与所牧养的人之间的沟通也困难重重。他在槟城时学会了一些马来话，也学到少许的福建方言；而现在却要开始学福州话。他也要面对思乡和孤寂的情绪；还好这种种情绪在1904年与杨玛莉(Mary Young)结婚之后，就得到大大的改善了。

虽然如此，他仍然全心投入服事，向当地的侨胞教导圣经真理，鼓励华人家庭在信仰上忍耐、坚持，又训练年轻人以平信徒的身分讲道。他相信宣教工作不只在于属灵方面的教导，他们夫妇俩更是花很多时间来照顾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他知道他不但要支持当地居民奔走信心的旅程，更要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于是，他们帮助村民建立男校和女校，建筑房屋和公路，又想办法增加他们的农作收成。

事实上，富雅各三十多年在拉让江沿岸的服事过程中，已经建立了开拓先锋和牧者的名声。他在运输、农业、教育和通讯方面都引进了很多个“第一”。这长长的名单包括第一辆脚踏车、第一艘汽船，协助农民运输农产品；第一粒橡胶种子和第一台电动碾米机；第一间女校、第一间农业学校、第一部制冰机、电锯、发电机和无线电报机。有一次他说：“除了我所建立的教堂和学校、以及与上帝同工来帮助人改变生命，我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我的船只。”

富雅各还扮演了地方仲裁之类的角色，也是华人与达雅族(他后来赢得他们的尊重)之间的纠纷调停者，还成为福州华人与英国殖民地官员的中间人。1904年，英国殖民地官员委任他为“福州人的维护者”，这个职衔有利于他接触相关的官员并处理事务，例如为侨民争取更多土地等等。他最大的荣誉是受华人社会称他为“富先生”，当地马来人也称呼他为Tuan Hoover；反映出富雅各在牧养上帝羊群的同时，也得着当地人无比的尊重与爱戴。

1935年富雅各死于疟疾。那时，他们夫妇俩已建立了41间堂会和40间学校，有超过千名儿童受洗和受教育。他所牧养的那小村子原本只有500人，如今已发展成有数千人居住的现代化社区、有引以为豪的学校、自立自足的教会，还有数以万计英亩的农耕地，这些部分要归功于富雅各帮助福州华人发展社会和经济的决心。

在今天的砂拉越和沙巴有超过120间卫理公会堂会，以及超过六万名敬拜者。这些信徒们代表着他所留下的传承，他沉着的决心、安静忍耐、忠心顺服主耶稣的命令，到地极成为祂的见证。从宾夕凡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到砂拉越丛林里的小空地，富雅各凭著信心迈出每一个小步伐，让上帝呼召的确据在心里生根，并以一切所有的来回应。就算遭逢艰难的处境，他依旧坚持到底，从不偏离上帝差派他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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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槟城到诗巫

富雅各宣教生涯的特点是一步一脚印，是纯朴踏实的信心之旅，不像某些“著名”宣教士那些激昂、惊人的戏剧化经历。他的第一步是在九月到达槟城后，按照计画在槟城的英华男校里担任老师。这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不但指引年轻学生跟随主基督的道路，也授予他们知识与技术，能够作为日后生活谋生所用。富雅各料想这就是他余生一辈子的工作。

不过，一趟马来半岛最南端之旅—到新加坡去参加卫理公会的年会，却改变了他的想法。其中一位讲员万会督(Bishop Frank J. Warne)分享了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描述他在香港如何巧遇一群正要迁往婆罗洲岛砂拉越的中国人。砂拉越的英国人统治者“白人拉惹”布律克(White Rajah， Charles Johnson Brooke)正要开创一个新的殖民地，藉着当地领袖说服几百位中国农民，从中国的福州地区(今天的福建省)迁移到砂拉越。有趣的是，其中许多移民都是基督徒由早期宣教士带领归主，是卫理公会天安堂的会友。许多人借此机会逃避中国长久以来的内战和家乡的旱灾。卫理公会则看此为一个机会，可以把福音带到更深入的地区。

万会督接着强调最紧急的需要：他发现这一小撮的华侨到达砂拉越后，就没有牧者或教师来引导他们走这条信仰的信心之路，以确保他们不会倒退、返回到传统信仰和习俗之中。他呼吁说：“我奉主的名请求你们，挑选其中一位去到砂拉越的华人中间成为宣教士，愿主帮助他，因为他在这个丛林地区的工作将会遇到艰难，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富雅各首先是感到一阵冒险的激动。砂拉越？那不就是传说中凶残的猎人头部落达雅族人的必争之地吗？听起来非常吓人—但却令人兴奋。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机会被委派去执行这项艰难的任务，但自知没什么毛遂自荐的资格。亚洲文化对他来说依旧陌生，对中文和马来文的认识才刚刚起步，更不是一位被按立的牧师。他想的是对的，最终是一个比他年长、更有经验、更有资格的人，被委派去做这份工作。

不过，富雅各依旧盼望有一天他也会有这样的机会。他耐心、顺服地回到槟城，继续勤奋地照顾男学生在教育、社会和属灵方面的需要。然而，只要有空闲时间，他都会尽量阅读关于砂拉越那块神祕土地的资料，哪怕只是少许的资料。书中对青翠丛林和达雅族海盗的描述，深深令他着迷，英国殖民政府如何争取当地统治权，成为“白人拉惹”的故事更是引人入胜。

忙碌的一年过去了，富雅各又回到新加坡参加年会。被差派去砂拉越的卫斯特医生(Dr. B. F. West)报告工作进度，指出这是个十分考验体力的工作，并要求一个较年轻的人选来取代他。他说：“婆罗洲需要的是一个愿意长期在那儿服事的人。”

当时他的心跳加速。他有机会被选上吗？还是要再次回到槟城？那时29岁的他，根本不需要操心。因为有人提名他并且很快得到批准；在会议结束时就已经决定下一位到砂拉越拉让江流域的宣教士就是富雅各。这位宣教士漫长的旅程又静悄悄地迈出了一小步，从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到马来亚的砂拉越。

富雅各很快就准备就绪，不久就登上另一艘船，驶向更远的东方。不像1899年那次从美国远道而来的行程，1903年二月的这一次旅程要短得多，不久船就到达砂拉越的首府古晋。他举目望天，见到第一道曙光冲破笼罩城镇的浓雾。他后来回想道：“虽然被这属天美景所围绕，我们却看到船正往前驶向的河口。我带着上帝从天而降的应许之光，去接受我的新任务。”他说在那一刻，他终于感到“我就是上帝为世界这个角落的计划所预备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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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年轻人的呼召

那份报刊一连几天都放在客厅的书桌上，似乎希望被人一读再读。通常，任何来到宾夕凡尼亚州的钱伯斯堡(Chambersburg)富雅各家里的文件，到了晚间都会被富太太收起来。不过，不知什么原因，就在1899年初的那个星期里，富太太决定把那份教会的报刊留在桌上。

报刊文章的题目是“向年轻人的呼召”，由卫理公会一位主教所写。他要协助建立印度其中一间最大规模的教会，目前担任马来亚(今天的马来西亚)宣教工作的监督。文章内容只有一个简单的呼吁：需要12位年轻人去印度协助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提议并不讨好，被征召的人不会有优渥的薪酬；在工场事奉时还需要自己筹募经费；预期要事奉五年的时间；必须在任何所派驻的地方执行所有的任务。至于结婚的念头—则要在五年任期结束后才可以进行。

那不是一篇令人愉快的文章，但它却似乎是向富雅各发出的呼声。鞋匠富约翰与妻子爱美莉育有二子，富雅各是他们的长子，当年26岁，是位教师。平常每天中午回家时桌子都是空荡、整洁的，但这几天那份报刊总放在桌上，斗大的标题不断发出呼吁，征召12位愿意的年轻人。富雅各后来提及此事说：“那真让我心烦意乱。”

之所以心烦，是因为这文章似乎是针对他而写的。这不正是他经常梦想要去做的事吗?不正是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吗?

大约在十五岁的时候，富雅各在教会里双膝跪下，把自己一生献给上帝，承诺无论上帝带领他到何处，都会尽力服事主。自此之后，他就试着履行诺言。他加入基督教青年会(YMCA)，协助安排有益身心的活动给年轻人，免得他们误入歧途。他开始以平信徒的身分，在自己的教会和其他有需要的地方讲道，又在县内的监狱里定期为囚友举行崇拜。同时他也在一所有黑人和白人的小学任教，这类的学校在当时是不常见的。

如此看来，上帝早已预备富雅各到海外去宣教。不知不觉中，这位年轻人已经历了多年的实际训练，不仅在讲道和教导圣经方面，而且也包含透过举办活动，对异国传统与文化有所接触。然而，上帝并没有戏剧化地呼召他：他脑海中没有不断回响的声音，没有突然跳出来的经文，也没有陌生人向他发出预言，他只有愈发坚定的信念，催促着他遵从耶稣的吩咐，“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19节)—一个熟悉、叫人无法忘怀的命令。

但富雅各秉承着一贯按部就班、深思熟虑的处事态度，并不急着马上报名。反而，他开始为这件事祈祷，并寻求他人的意见。他第一个去找的就是学校里的牧师。对方马上回答：“我们虽然不希望让你离开—但你还是去吧。”

富雅各想：哪有牧师不鼓励年轻人去宣教呢?所以他不敢一心接受这个建议。接着他找到教会主日学的负责人，希望他从平信徒的角度给他建议。谁知这位老弟兄点头说：“年轻人，当我像你这个年纪时，上帝呼召我去传福音，但我没有听从。我的人生是个失败的例子。我建议你‘去’。”

言犹在耳，他找到第三个人，是同校的老师。那位老师直视着他说：“年轻人啊，当我年轻时，有人邀请我到西部向印第安人宣教，但我拒绝了。我的生命从此陷入一场艰苦的挣扎中。”

他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加上几句话：“我相信那个呼召是我人生的一个机会，但我错过了。你可不要错过你的机会啊。”

富雅各已经听够了。他若向上帝祈求清楚的指示，这些就是了。三个不同的人给他完全一样的答案。他知道该如何向上帝回应。这不是感情用事、一时冲动的决定—他已经谨慎殷勤，花时间与上帝商量，详细思考，又询问智者的意见。富雅各肯定这是上帝的呼召，要他到海外宣教。现在他只需要做出回应。

1899年3月13日，他谨慎地向海外宣教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拟订了他余生的道路。他开始写道：“我决定要回应这个呼召。”接着指出自己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正规教育，但他却可以提出过去讲道、教导、举办活动的经验。他知道这个工作在体力与灵性方面都有很大的要求，又写道：“我身体健康......有足够的忍耐力。去年暑假不用上课时，我以徒步旅行作为消遣，一共走了500英里，用了18天完成，一天行走约44英里。”

接下来的二个月，富雅各没有收到回复。一直到六月，才总算有了回音，要求他到纽约市，与文章作者多本(J. M. Thoburn)主教以及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面谈。不久后他被告知：“你被录取了。何时可以开始呢?”富雅各迅速直接地回答：“随时可以开始。”

不过，委员会之后解释：马来亚的槟城更急需教师，比印度更需要宣教士。

槟城?马来亚?富雅各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对于这个来自美国小镇的年轻人来说，亚洲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多半他的朋友应该都从未听过马来亚。但若这是上帝的心意—他矢志顺从。圣灵不是会赋予信徒能力，去到地极为基督作见证的吗?富雅各深信圣灵会与他同在，甚至是去到世界的东端。这是何等的特权，能成为上帝信赖的使者，成就使徒行传1章8节的应许呢！

不过，当富雅各向家人和朋友解释他的决定时，却比想像中的还要困难。许多人称赞他在教会、在学校、在青年会对上帝事工的委身，然而却不赞成他离开他们的“耶路撒冷”去外地传福音。有些人把他在美国的光明前途与在远东可能遭遇到的相比，说：“富雅各，你真的应该三思。”有些人虽鼓励他，但一想到以后也许不能再相见就深感难过。他们知道许多宣教士到远方以后，都有可能会患上热带疾病，或经历极其艰辛的工作，而一去不回。在当时，宣教士进驻一个新的禾场两三年内就死去，也是经常会有的事。

最困难的就是要与他的母亲道别。长久以来，她都是富雅各人生的基石，更是他信仰生命的启发者。富雅各将要在一个月内起行，愈是接近离开的日子，每天的晚餐就愈是伤感。有一次，母亲勉强把食物吞咽，吃不了几口就得停下来拭泪。

1899年7月29日，雅各离开纽约，乘船前往槟城。…

三、不朽的传承

1901年马偕因患癌症去世时，再没有人怀疑他一直持守的原则，就是为本地事工训练本地工人的果效。当然，多年后他也变得成熟老练，承认长老会在台湾南部事工的价值。他说：“虽然我们的方法不同，我们‘信仰盼望相同，爱心亦一致’......上帝并没有指定主的仆人该怎样工作；人人都应照着自己的能力与处境，来服事我们的主。”

马偕在台湾北部遗留下的产业，至今仍然存在。他创立的学校为台湾现代教育铺路，牛津学院(即现今的真理大学)也被公认为高等教育学府的先锋。他建立的诊所就是现在的马偕医院；后来搬到台北市中心，被称为马偕纪念医院。

更重要的是，马偕建立的无数教堂最终成了北台湾长老教会的基石。他赋予本地传道人更多自主与自由的空间，远超过昔日大部分的西方宣教士。他也帮助他们自立自足，对台湾教会的增长带来重要的作用。他的影响力甚至延至家乡，正如达夫当年启发了他一样，马偕的英勇事迹也激发年轻人献身成为宣教士。

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马偕如何认同台湾人的生活。他的完全委身、对人的真诚关怀，以及要克服文化、语言、种族障碍的决心正正反映了上帝对祂子民不离不弃的爱，也因此为主赢得许多人心。研究马偕生平的学者卢勒教授(James Rohrer)指出，马偕的事奉告诉我们，文化上的差异是可以透过互相关爱与尊重所建立的关系来跨越的。他写道：“马偕敞开自己去接触他所服事的人，也愿意为他们而有所改变。这种愿意与当地人融合为一、尽量与他们完全认同的渴望，深深触动许多他所接触的人。”

对马偕来说，这一切都是因着他深深热爱台湾与当地人民的缘故。他写道：“这个小岛是我心中所爱的。”他爱当中的山峦、幽谷、江河及人民。他宣告：“我乐意以福音服事他们，甘心付上生命千万次。”

他以一首诗〈最后的住家〉(My Final Resting Place)来表达此情此爱(此诗后来经由他人编曲成为一首台语诗歌，以下诗词是根据台语歌词改写)：

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全献给你。
我全心所疼爱的台湾啊！我一生的欢喜都在此。
我在云雾中看见山岭，从云中缝隙观望全地，
波澜大海遥远的对岸，我爱在此眺望不息。
我心未可割离的台湾啊！我的人生全献给你。
我心未可割离的台湾啊！我一生的快乐都在此。
盼望我人生的终点站，在大浪拍岸的响声中，
在竹林摇动的荫影里，找到一生最后的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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