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时，艾伟德也开始接受被遗弃的孩子和孤儿。最初，有一位乞丐母亲要把女儿卖给她，艾伟德充满怜悯，知道自己会给那女孩更好的照顾，就把身上所有的钱—等同于九便士—给了那乞丐，收养这孩子。她为孩子取名美恩，小名九便士。有一天，这女孩带着另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回来，接着是一个又一个孩子。几年之后，八福客栈就好像一家孤儿院一样，这促使省政府开始兴办一间学校。艾伟德若是担心自己无法成为一位母亲的话，现在的她就无法拥有这些超乎想像的众多孩子。
1937年，中日开战，打破了安逸的状况。日本空军空袭阳城，八福客栈也无法幸免，接着日军成功入城，艾伟德知道撤离是势在必行的。她自己的生命也面临危险，因她在阳城四处传道时，常把日本人的行踪告诉防卫的国军，因此激怒日方悬赏捉拿她。问题是：怎么能确保这上百名儿童的安全呢？
解决方案十分具挑战性。艾伟德得知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夫人，为战乱时期的孤儿们成立了临时收容所，但却是远在距离超过200公里的西安，中间还隔着山峦和黄河。艾伟德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带着这些孩子—有的还只是小婴孩—徒步迁移。
因此，1940年4月，艾伟德带着100个孩子启程，每人带了一个小碗、一双筷子、一条毛巾，还有晚上睡觉用的被子。有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亲身经历上帝不断的供应和保守，使他们不受天气、蛇和日军的侵袭；有友善的士兵把口粮分给他们，有和尚让他们在废弃的寺庙里过夜，有官员安排船只载他们横渡黄河—即使当时黄河的运输已正式关闭。他们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才到达西安，这条死里逃生的路线证明了上帝的伟大。虽然这段长征使艾伟德染上伤寒(typhoid fever)，但她一个孩子也没有失去。
艾伟德一康复后，就马上投入工作，从不说累。她知道自己无法回到阳城，就留在西安服事难民、痲疯病患和囚犯，又继续进入山区向村民传福音。这些都是会使人疲累的，但上帝经常提醒艾伟德这工作的重要性。有一次她去探访一间独处一隅的寺院，惊觉住在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接受福音，并且告诉她：“我们所等待的使者终于来了。”
她后来搬到南边的成都，有四年时间在那里关怀穷人，传福音和教导圣经。她也在一间神学院女校里担负主要的教导任务。这是一间专为中国女子所设立的神学院，当时的艾伟德已经入籍中国，就像一个道地的中国人。
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艾伟德随即回到英国。接下来的10年，她在学校里任教，也不断传讲见证，为中国宣教筹款。她无法忘记中国，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乡，她非常渴望回去。但新的中国政府拒绝让她入境，她就决定到台湾定居。她在那里成立孤儿院，用尽最后的年日来照顾更多儿童。
艾伟德于1970年1月3日去世，当时她已声名大噪。不少杂志撰文或出版传记提到她翻山越岭的奇妙经历，以及她在中国其他的英勇事蹟。甚至有电影公司把她异乎寻常的事蹟拍成电影，但其中一些与事实不符合的剧情却令她感到尴尬。无论如何，如此公开的声誉还是有用的，帮助她为所爱的中国筹得更多款项。
这一切都显得何等讽刺，她的语文和神学考试都不合格，还被批评说年纪太大不适合当宣教士。但艾伟德从不抱怨宣教机构对她的拒绝。有一次她承认：“我知道，若没有人这么做的话，当时的我看来会是多么的愚昧。其实我不单学会说中文，过后几年还能像当地人那样读写中文，对我来说是上帝的伟大神蹟。”
她为上帝服事中国的心志从未动摇，事奉的热诚也从未减退，然而她总是感谢上帝让她有机会亲身经历祂的供应。事实上，她也觉得希奇，自己竟会蒙上帝的呼召去中国服事。她坦诚地说：“从我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来看，我并不是上帝的首选。我不知道他是谁，但必定是个男人，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过世了、或许是他不愿意。上帝从天上向下望……看见艾伟德，就说：‘好的，这个人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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