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纳德女士和宁德女士的评估都正确：贝苏菲真的是上帝为新加坡而预备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有机会开办一间女子学校，来配合奥尔德姆牧师的英华男校，因有几位泰米尔族（Tamil）商人正为女儿寻找教育机会。
贝苏菲马上抓住机会，在城中找到一间小商店并获得一个空间，开始添购家具。8月15日，她到达还不到一个月，泰米尔女子学校（Tamil Girl’s School）正式启用。虽然只有九位女同学，但她们非常热爱学习，还告诉贝苏菲她们宁愿上学也不愿去度假。
不过，贝苏菲的第二次教育探险，却碰到困难重重。
新加坡虽然是个多元种族、宗教和人种的有趣社会，但大部分的人口还是华人。贝苏菲很想接触这个族群，就决定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设立办事处。她开始穿街走巷，挨家挨户地传福音，又劝人们把女儿送去学校读书。她与奥尔德姆牧师都有同感，相信传福音也包括改善人们的生活，而教育就是帮助他们的关键。
该区很多家庭都是土生华人（Peranakan），也称为海峡华人（Straits-born Chinese）或峇峇（Baba）。他们的祖先多年前从中国移民而来，他们则是在马来亚或新加坡出生，已融入本地文化，也说著马来语；这是贝苏菲目前所要学习的。
贝苏菲起初在做家访时根本遇不到家中的女人；当她叩门时，她们好像都失踪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流言四起，说殖民地政府派一个白人女子来作“间谍”，查看有谁在家里赌博；赌博是当时社会所不允许的。
驱散谣言之后，贝苏菲发现人们更喜欢打听她的隐私。当地妇女见她年轻活泼、条件不错，就是不明白她为何没有结婚。不可避免地，有人透过帮她翻译的人，问了她以下这些问题：“她从哪里来？”“她结婚了没有？”然后是“她几岁了？”接着会问：“为什么她母亲不安排她结婚？”
这些问题都显示了贝苏菲所面对的挑战：这是个传统、保守的华人社区，多半人奉行传统宗教习俗，不认为女子需要受教育。她们认为女人应该留在家里，所以不必受教育。对此，她倒是不太惊讶—因为当她要离开家成为宣教士时，也是面对类似的反对。
当地父母确实十分反对，他们说：“我们不想女儿出去谋生”；有个女人甚至对她说：若女儿与儿子一起读一本书，那么女儿会学尽一切，不留半点给儿子。女孩愚昧没有关系，但男孩就必须聪明。
但贝苏菲坚持不懈。她以幽默感来处理那些令人尴尬的私人问题，继续探访家庭。久而久之，她温柔诚恳的态度渐渐赢得人心，居民开始邀请她进入家里，听她分享信仰。有一位妇人甚至腾出家里的空间，让她开办另一间女子学校。贝苏菲欣然接受了，英华女子学校（Anglo-Chinese Girls’ School）就此诞生。一开始只有八位女生，当大家口耳相传说这里会教养女孩如何成为贤妻良母，人数因此慢慢增长。
有一次，奥尔德姆牧师请她收留英华学校一位男生的妹妹，这使得贝苏菲开始筹办一间宿舍以收留有需要的学生。看到更多女孩需要宿舍，她就把原本是女教职员和女宣教士住的“女执事之家”（Deaconess Home）改成宿舍。1890年5月正式开放，不只接收学生，也收容离家出走的、被拯救脱离奴隶生活的、被人丢弃的，以及孤儿。
这间宿舍后来以支持贝苏菲宣教的宁德女士命名，称为宁德之家 （Nind Home）。这所宿舍不只影响了入住的女孩们，最后也对整个新加坡社会造成影响。许多宁德之家的女孩日后都成了宣教士和老师。…
看来上帝早在贝苏菲到达印度之前就已为她铺排道路去到新加坡了。她在马德拉斯（Madras，现在的金奈 [Chennai]）遇见到那儿开会的奥尔德姆牧师（WiIliam Oldham）。当他听到她的故事，马上知道上帝应允了他的祈祷。
奥尔德姆牧师在马来半岛南端的小岛新加坡开设了一间卫理宗教会，急需资金和人手。这个东南亚的宣教工场不断在扩展中，非常需要女宣教士来发展姊妹的事工，她们多是刚成立的英华男校学生的母亲和姊妹。他曾向妇女海外宣教协会发出请求，但都得不到回应，因为类似的申请太多了。然后，明尼苏达州的新分会听到奥尔德姆牧师的请求，该会秘书宁德女士（Mary Nind）做出著名的宣告：“气候冰冷的明尼苏达州会把福音带给住在赤道的妇女们。”
这分会筹得3,000美元—由宁德女士自掏腰包—但却没有适合的人选去到新加坡。妇女们就发动全天的祷告会，恳求上帝差派工人。
不久，上帝真的动工了，安排奥尔德姆牧师与贝苏菲在数千英里外的马德拉斯见面。宁德女士日后写道：“上帝的心意是安排贝苏菲去到新加坡”。奥尔德姆牧师马上要求宣教协会委派贝苏菲。这当然需要一些时间，贝苏菲就在印度等待了几星期，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的情况。
不过，贝苏菲也没有白白地空等。她决定要善用每一天，就四处寻找工作，结果被派到北印度的莫拉达巴德（Moradabad）的一间女子学校任教。这是一段短暂却负有意义的时间，让她适应热带气候以及异国文化。大约在到达印度的六个月之后，她于1887年7月16日到达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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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0月18日，贝苏菲诞生于澳洲新南威尔斯古尔本市（Goulburn）的一个敬虔家庭里，由于她母亲的娘家与许多著名的宣教士有关，例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莫法特（Robert Moffat）和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所以她从小就听闻母亲提到宣教士的工作和事蹟。
之后，她也有机会亲自与宣教士见面。母亲曾派年幼的她去与一位伯母同住，在那儿遇见从美国来传福音、到她教会讲道的理纳德女士（Leonard）。贝苏菲后来回忆道：“那种陌生奇怪的感觉使我害怕。”一些保守的信徒必定会同意：对当时来说，一个女人公开讲道几乎是前所未闻的。但听过理纳德女士讲道的人，包括贝苏菲的兄弟修（Hugh）在内，都被她所教导、关于成圣的课题所吸引。
当她们见面时，经验丰富的宣教士理纳德女士问贝苏菲信主多久，然后对她说：“寻求基督对妳的心意。”
这句简单的话深深打动贝苏菲，连续几天都驱之不散。母亲见她困扰不安的样子，就说：“这些聚会太影响贝苏菲了；晚上她必须要留在家里。”但这也没用。几天之后，经过祈祷，贝苏菲突然感到平安的确据临到她。上帝似乎直接藉著约翰福音10章10节向她说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贝苏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接受理纳德女士先前的话，相信上帝正向她显明祂的计画。但她对这样的安排仍缺乏信心。由于她的教会不曾差派单身女子成为宣教士，她必须要得到有此先例的美国妇女海外宣教协会的差派才行。一切安排就绪后，1886年12月10日，贝苏菲就启程前往印度。
贝苏菲最害怕的事好像就快发生了。她如今人在印度，离家数千英里之外，准备好要献身投入宣教工作。庄稼已经熟了—千万人还未曾听闻福音，但为主做工的人却寥寥可数。她到达后应该忙得不可开交才是。
然而，她却无所事事。虽然她愿意做任何的事情，但这位新进的宣教士似乎没有找到适合的角色。她猜想这也许与她未婚的婚姻状况和性别有关。贝苏菲愿意成为一名宣教士，并且离开家乡去到主所指示她的地方，这样的想法算是当时社会的先驱。对家乡那保守的教会来说，要差派单身女子成为宣教士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人听到她的决定后，一般的反应都是“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因此，她必须得到美国卫理公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妇女海外宣教协会的支持，然而她对这个组织所知甚少。这个组织位在地球的另一边，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透过李纳德女士（Isabella Leonard）。李纳德女士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是启发贝苏菲献身服事主的人物。她说在印度有“许多工作”，但不能保证宣教协会是否愿意接受她成为会员。要寻求一个不熟悉的组织来支持自己，这个想法让贝苏菲犹豫不决。
她问自己：“上帝真的要我走这条不确定的道路吗？我要勉强融入陌生人之中吗？太荒谬了！”
不过，当想起自己曾答应要跟随上帝的心意时，她就同意了。若上帝真要她走这条不确定的道路，那么她当然愿意顺服！如今她身在印度等候上帝的引导，只能牢牢记住几个月前上帝对她的鼓励。在与友人的一番讨论后，她深信上帝对她的决定给予了印证，又感到祂的同在。
贝苏菲知道在印度或是上帝差派她去的任何地方，她的耐心、顺服和信心都会受到考验。所以她继续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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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苏菲（Sophia Blackmore，即索菲亚·布莱克莫尔，1857-1945年）是卫理公会妇女海外宣教协会
（Methodist 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到新加坡的第一位女宣教士。她委身事主，不单向人传福音，也致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她克服当时社会对女人以及女孩受教育的偏见与歧视，成立了两间学校，一间女子宿舍，又协助成立一间教会。在她宣教的年日里，上帝引导她，为她敞开门户，又赐给她毅力和力量，克服文化障碍和传统偏见，与人分享上帝的慈爱。
贝苏菲最害怕的事好像就快发生了。她如今人在印度，离家数千英里之外，准备好要献身投入宣教工作。庄稼已经熟了—千万人还未曾听闻福音，但为主做工的人却寥寥可数。她到达后应该忙得不可开交才是。[按此阅读更多]
1857年10月18日，贝苏菲诞生于澳洲新南威尔斯古尔本市（Goulburn）的一个敬虔家庭里，由于她母亲的娘家与许多著名的宣教士有关，例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莫法特（Robert Moffat）和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所以她从小就听闻母亲提到宣教士的工作和事蹟。[按此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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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7日，巴塔克教会在斯塔胡鲁(Sitahuru)的市集—罗民森当年险些被杀献祭的地点—庆祝福音事工五十周年，吸引了12,000位基督徒前来观礼。这只是宣教事工在过去五十年来带领信主的一部分基督徒。众宣教士和信徒齐聚一堂回想、反省早期的苦难，就赞美上帝奇妙的作为，如今有超过10万民信徒以希林当为家。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教会是真正属于本地的教会，有超过2千位巴塔克人领袖，包括接近30位牧师、700位教师、26位传道人，和1,500位长老领袖。
教会77岁的“主教”罗民森看着庆典的仪式会心一笑，回想上帝如何帮助他克服多年来在苏门答腊所面对的反对和逼迫。他十分需要上帝所赐的每一份安慰和力量，特别是在两任妻子和四个儿女相继过世时。
他在1866年迎娶的妻子古特布(Karoline Gutbrod)在1887年逝世了。在这之前，他六个儿女之中两个去世了。1892年，他迎娶哈德(Anna Christine Harder)为妻，他们生了三个儿女。九年之后，第一段婚姻所生的一个儿子在苏门答腊被人残杀。1909年，第二任妻子去世。第二段婚姻所生的一个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沙场。
1918年5月23日，罗民森蒙主宠召。当时巴塔克教会有超过18万会友，由30位牧师和约800位老师带领牧养。
今天，巴塔克教会是东南亚最大的教会宗派。巴塔克基督教会(The Huria Kristen Batak Protestan Church)是世界信义宗联会的一员，据说有超过400万会友。
某些史学家称赞罗民森是现代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但他的承传是超乎这些数字所能表达的。他最突出之处是他坚忍的信心，深深相信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这驱使他去接触那些不断抗拒他，甚至还多次要杀死他的人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忍受六位部落领袖的敌对和威胁，罗民森反映出上帝完全的爱、长久的宽恕和无比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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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罗民森的长久忍耐，他的事工逐渐见到果效。1865年8月，他为第一批信徒施洗—四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妻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人数缓慢而稳定地增长。其实，要巴塔克人归信基督是不容易的：许多人会被赶逐离家、被族人排挤、被指控放弃传统信仰而不断遭受攻击，因而失去社会地位和生计。
最初，罗民森把信徒带回自己的家中或收留在福音站里；但当信徒人数增至1,000人，然后到达2,000人以后，就愈来愈困难了。因此，大约在1869年，他把福音站改建为基督教村落，称为和平村(Huta Dame)。信徒可以在这里和睦同住、自己种田，在新建成的教堂里一起崇拜。
不过，这不代表逼迫就此结束了。罗民森和信徒还是经常被骚扰，敌人打乱他们的崇拜、滋扰在田间工作的妇女、故意挑起事端，与教会领袖争吵，要求金钱赔偿、开枪打死几位信徒、煽动其他部落领袖来攻击和平村。有一次，祭司王西新加曼加拉加十二世(Sisingamangaraja XII)向村子宣战，使得罗民森和前来支援的宣教士同工约翰逊(Peter Johanssen)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
罗民森写信给家乡的礼贤差会副总监说：“愿主好好预备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以死来荣耀祂的名。”一如往常，他心里只想着宽恕和主的使命。他补充说：“对于宣教士们所流的血，我们以差派更多的和平使者来回应。”“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叫这穷国认识救主。”
上帝再次介入来保守宣教士和刚成立的教会。众部落领袖发生内讧，无暇顾及和平村；跟着又出现天花疫情，拦阻他们进入村子。罗民森总是在万事中见到美好。据他观察，战争虽然危险，但也让村民看到在耶稣里的宝贵和平。他总结说：“我们也盼望巴塔克的诸战事有美善的一面，并相信我们没有搞错。”
他的确没有搞错。十九世纪末，整个巴塔克族和村落都回转归向主，罗民森在希林当成立的小教会也变成一间成熟的本土教会，有自己的系统和层级制度。它也拓展到多巴湖周围的地方，成立许多“分堂”、一间训练本地牧者的神学院，和一个接触其他巴塔克部落的宣教组织。
巴塔克是苏门答腊最大的原住民群体，由几个密切有关的族群组成，托巴族(Toba)、西马隆贡族(Simalungun)、卡罗族(Karo)、代里族(Dairi)、昂科拉族(Angkola)和曼代林族(Mandaling)。他们向来供奉祖先又相信万物皆有灵，因此广泛崇拜许多神明，相信植物、树木和大自然都有灵性，又向祖先献祭敬拜。各种宗教仪式、巫术、神祕咒语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上是食人族，更让他们赢得可怕战士的名声。战败的敌人首先被献为祭物，然后被吃掉。
住在托巴地区周围的巴塔克人陷在长年的战乱中，部落和村子之间时常互相厮杀。巴塔克人强烈的部落和种族身分的意识型态是冲突的主因—这也表示他们非常怀疑且抗拒外人。这当然也包括宣教士，因为他们不但与荷兰殖民政府有关，也被视为巴塔克人传统文化与习俗的威胁。例如，当罗民森成立一间学校时，他们不让儿女接近。当他解释是想要他们变得聪明快乐时，他们会反驳说孩子们已经够聪明快乐了。
罗民森安顿在希林当不久，就面对当地村民的强烈反抗，还经常受到迫害。他按着自己固有的性格，极平和地忍受一切。上帝不只给他力量、忍耐和智慧来面对挑战，更赐给他属天的保护。
当罗民森兴建临时收容所，收留被家人驱逐的信徒时，村民们就会来捣乱、破坏建筑工程，夺走工具和建筑材料，还要求他付赎金来取回。罗民森才智出众，平静地去找村庄领袖，说要“记下”他们的名字；此举吓坏了迷信的巴塔克人；他们以为这白人可以用他们的名字来操控他们。
他们也多次要伤害他的性命。有个土著，连续好几个晚上尝试解开那系住罗民森木屋的绳索，希望木屋倒塌在他身上。但有一个晚上，就在房子倒塌之前，罗民森因感觉到地震而逃出屋外。他曾被人下毒两次，但都平安无事；这使得谋害者更加害怕，以为他法术高强。后来这两个人向他坦白认罪，罗民森马上宽恕他们。这二人后来成了基督徒。
另一次，罗民森打算参加由不同部落和村镇的巴塔克族人举行的重要传统节日。聪明的他事先写信给几位部落首领，劝他们在活动中和平共处。不过，在庆典中，有位灵媒说：祖先的灵魂要求族人们要献上人作为祭物；这显然是针对罗民森说的。
在骚乱爆发之前，罗民森站起来，指出这是魔鬼的诡计；哪有祖宗要杀害儿童的，正如没有祖父会要自己的孙子死去一样。他的话语说服了群众，让大家平静下来。但翌日，某些部落的敌人又来煽动群众，引起冲突，导致一个人受伤。正当情况快要失控时，突然有暴风吹袭当地。打雷和闪电不只终止了打斗，也叫巴塔克人相信罗民森所信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罗民森解释他不惧怕敌人谋害的缘由。他认为，上帝既然医好他的脚，还带他去到老远向巴塔克人传福音，就不会让他遇害的。他说：“是上帝不断给我更新的勇气和力量，让我的双手不至于疲惫下垂。”
因此，罗民森继续向人传扬耶稣的福音，与村民长时间讨论上帝的事，又开始把圣经和其他教材翻译成巴塔克语。知道巴塔克人喜欢听故事，就以他们能认同的故事来教导圣经。例如，在描述基督救赎的工作时，把它化为善良的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战斗；这对于经常打仗的听众来说，马上就能明白了。他也鼓励信徒向家人朋友传福音，如同“闲话家常”一样。
在这同时，罗民森也尽力改善巴塔克人的生活。他劝父母让子女到他小小的学校里上课，学习实用的技能，例如数学和基本卫生常识、把他所知甚少的西方医学应用在病人身上、引进疫苗来预防天花，又调停部族首领间的冲突。
真正让他的事工产生果效的原因，是他决定接受巴塔克人的生活方式，敏锐察觉他们的传统信仰，并相信在不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的情况下，基督教的行事方式是可以融入他们一般的生活文化中的。他小心谨慎，不强行把欧洲文化灌输在当地教会、不在他们的宗教节日里传道，并鼓励他们保留传统，除非是与巫术占卜有关的。
罗民森非常尊重巴塔克族的社会秩序—族人称为亚达(Adat)：是一种部落里的阶级制度，表现在他们的习俗、礼仪和日常行为中。每逢要向福音未及的社群布道，或建立当地教会时，他总是根据巴塔克族的人际关系与组织架构，包括承认和尊重部落领袖们在所有巴塔克人眼中占有最高位分。每当有当地领袖归主时，罗民森的事工就大大地被鼓动，因为这领袖会规劝村民跟随他的榜样。
1862年5月14日，罗民森到达苏门答腊西岸城镇巴东(Padang)；由于风平浪静，整个航程拖延了四个月之久。第一次见到苏门答腊的热带气候和文化，罗民森马上遇到其他宣教士所面对的障碍。荷兰殖民地政府严格限制他们的去向，不准去到内陆，也不准在某些地方定居。这些法令表面看来是在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巴塔克族的祭司王西新加曼加拉加十一世(Sisingamangaraja XI)和儿子正与殖民地政府打游击战，被政府军围困其中。
罗民森不能进入内陆，就花了几年时间在沿岸地区学习巴塔克语和马来语，适应热带气候，并与当地人相处。这段时间收获丰富，帮助罗民森巩固一个信念，就是要训练当地人来接触自己的同胞。他发现外国宣教士无法像本地人那样，进入人的心灵和生命深处。
也因着这个信念，罗民森决定像苏门答腊人那样生活和思考。他改变饮食习惯，避开欧洲食物，改吃简单的米饭、鱼干和蔬菜。面对持有传统信念和信仰的当地人，他也学会不得罪他们，不与他们的观念对峙；而是向他们指出基督信仰的真理。他会与他们一同讨论罪的问题，他会问:“谁会为你偿还罪债呢？”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最终目的:向巴塔克人作见证。虽然有各种限制，他曾几次短暂深入内陆，探访宣教士，又寻找合适的地方为基地。他发现了围绕多巴湖、隐没在山脊之间、美丽的希林当河谷。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数以千计的巴塔克人聚居在此，很少与外界接触。罗民森就决定在此开展上帝的事工。
罗民森在1834年2月6日诞生于舒勒斯益格.荷斯泰因区(Schleswig-Holstein)的诺德斯川岛(Nordstrand，当年被丹麦统治，现今属于德国)。他因家境清贫，年纪稍长就要外出工作，七岁起就开始照顾鹅群和羊群来赚钱。十二岁的一次交通意外几乎毁了他的一生。有一天他正在玩耍，不知何故跌入马车的轮下，双脚被马车辗过被压伤，似乎以后不能再站起来。一年之后，罗民森仍然卧床。上门的医生虽尽力而为，他依然不见起色。
罗民森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不断告诉当时十三岁的他，有一天会能再站起来走路的；他望着自己无力的双脚，很难相信父母的话。有一年圣诞节，他读圣经时，刚好读到约翰福音14章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他颤抖地问妈妈：“这是真的吗？今天仍然有神迹吗？”
母亲有点迟疑，连医生都不相信他的脚会完全康复，但为了不让儿子失望，她努力装出有信心的样子，微笑回答道：“亲爱的，当然啦。那是上帝的话，当然是真的。”
对罗民森来说，这答案就已经足够了。若妈妈说的是真的，那就一定是真的！他开始向上帝祈求医治；这是数个月来，他第一次感到有盼望。他向上帝许愿说，若能再次行走，他要成为一名宣教士。他相信上帝若把双脚还给他，必定有特别的用途。
上帝很快就应允罗民森的祈祷。在开始祈求上帝医治之后不久，有位偶尔为他检查的医生开了新药，他的伤口就开始愈合了。大约一年后，他已能正常行走。罗民森深信是上帝医治了他，他也没有忘记向上帝的承诺。有一天他走进教堂，跪在地上感谢上帝，并问说：“祢要我作宣教士吗？”
他没有听到声音，脑里也没有出现经文，但他确信上帝回答说：“是的”。
罗民森准备要马上回应上帝，却必须先经历几个耐心与决心的考验。首先，他的父亲过世了，他必须继续工作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一直到他的大姊结了婚，能取代他的角色之后，他才加入礼贤差会。在那儿，他又经历另一个简短的考验。他初到差会办公室却遭受冷漠对待，原因是他还未正式被传召，就贸然前来报到。他被故意冷落在办公室门口将近两个小时，罗民森只好耐性等候。这事让监督刮目相看，他后来谈到这位年轻人说：“能干等两小时而不生气的人，肯定能做更大的事。”
这样恒久的耐心成为罗民森日后最大的力量。
大约在1859年，罗民森开始听到婆罗洲和苏门答腊需要福音的使者。这二大岛是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好几位先前被差派到那里的宣教士虽有少许进展，但土著们发起暴力的反抗，甚至杀害几位宣教士，迫使其他人无奈撤退。有的宣教士逃到苏门答腊岛，看到向土著巴塔克人传福音的可能性。
这些报告启发了罗民森，他一直都在想，上帝会派他去哪儿呢?他写信给朋友说：“之前我对婆罗洲就已经有些许志向，但现在就更加向往。兄弟的血正向我、向你、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出呼声。这血是婆罗洲的种子，会带来百倍的收成。”
他在1861年被按立后，就要求被派到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中间。这很快就得到批准；之后在荷兰上了一些语言课后，他就出发了。
他们一早就来了，占满了简陋的小木屋，个个心怀不轨、咄咄逼人。他们共有六个人，都虎视眈眈的。巴塔克族首领的暴力暴行是众所皆知的，他们为了要达到目的会不惜伤害无辜的人。
罗民森吓了一跳，倒退了一步。自从这位德国宣教士来到苏门答腊的希林当山谷，在巴塔克族人中工作后，对他们的敌意早已习以为常，只是不知道这几个男人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磨难。他们是来屡次刁难、查问他的信仰，还是要他为所谓的罪行做出赔偿，或只是要用武力来恐吓他？
罗民森知道巴塔克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天的印尼)里的许多原始部落都是食人族。多年前两位美国宣教士被派到这里当先锋，都已被杀害、被吞吃了。他们也多次尝试毒害罗民森，但每一次上帝都神迹般地救他脱离危险。
不过，这六个人看来并没有要伤害罗民森的意思。自从1864年罗民森来到此地，他们就对他诸多质问，如今又再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则是要试探他，或纯粹恐吓他。“你在哪出生？”“天与地在哪相遇？”“你什么时候会离开？”
罗民森百般忍耐，尝试合理地回答他们。巴塔克人非常能言善辩，常挑战他的信仰教义，让他绞尽脑汁、精疲力尽。不过，这次他们志不在听，只一心想骚扰他。他们问得累了，就要求罗民森娱乐他们。
知道这些首领在村民中德高望重，万万得罪不起，罗民森就把他的手表、家人和故乡的相片展示给他们看，又演奏小提琴，甚至拿出他们从未见过的放大镜。午饭时间到了，就给他们准备简单的午餐，他们不疑有他，狼吞虎咽地吞下。
但他们仍不满意，摆明了一定要激怒罗民森，或者是要叫他失去耐性，这样就有机会藐视他所谓的和平信仰。罗民森之前曾赶走一个擅自闯入的人，至今仍然为自己失去冷静而羞愧。又或者他们盼望透过不断地纠缠，让他知难而退、打道回府，彻底离开。这些想法使罗民森更加决意要忍受这些无礼的客人—即使其中一个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吐口水在地上表示轻视。罗民森只是眨一眨眼，报以温柔地微笑，仿佛一点都不在意。
这几个人就尝试更具体地恐吓他。有一个说：“我们会砍下你的双脚，丢入河里。”罗民森平心静气地回答：“噢，朋友，你不会这么做的。”另一个说：“你若盖一间房子，我们会把它烧掉。”罗民森回答道：“那我会再盖一间。”他们反反复复地这样对答，直到下午。
首领们打着呵欠，说要睡午觉了。罗民森希望他们会就此离开。但并没有！这六个男人就躺在木头地板上睡着了。他们呼呼大睡时，罗民森只好叹口气，去打扫房子。六个人睡醒后，罗民森就为他们讲圣经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报以刻薄的评论，又提出无关痛痒的问题。天色已暗，罗民森感到疲惫了。但他没有露出不耐烦的神情，首领们也丝毫不愿在这场意志之战中松懈下来。
最后，大约在午夜时分，罗民森终于撑不下去了。虽然对这六个来挑衅的男人要在家里过夜感到不舒服，但他累得不能再睁开双眼了，就告诉他们：“我累了，要去睡觉了。”
六个人互相对望，商议着：若这洋鬼子要去睡觉，那么，他们也去睡吧！他们互相点头，仿佛在说：“看他能忍耐多久。”之后就在原地躺下睡觉。罗民森回到房间，跪在地上，求上帝给他更多耐性和爱心，对待上帝差派他去服事的这些人。他祈祷着：若这是上帝的旨意，这六个顽固的首领也不能阻止他继续服事巴塔克人。接着就睡着了。
翌日早晨，众首领醒来，天气寒冷。在苏门答腊的内陆，天气在晨间突然变得寒冷是很平常的。六个人发现他们身上都盖上了温暖的毛毯，十分惊讶。显然是那个承受他们一整天折磨的人在夜里起来，为每个人盖上毛毯。众首领尴尬地对望；他们为罗民森带来麻烦，他却以极大的仁慈和善良回报他们的敌意和无礼，待他们如同上宾。
于是他们折好毛毯，整齐地放在桌上，安静地离开了，不想惊动罗民森。
巴塔克首领们忘不了这件事。多年以后，其中一位还复述给罗民森说，他的忍耐带给他们深刻的印象；还说这件事加上他在其他方面的努力，使得他们对他所传的福音大大改观。罗民森笑着对这位带有歉意的朋友说他早已原谅他们了。然后加上一句，这就是他来到巴塔克人当中的原因，为了要传耶稣基督平安和赦罪的信息。
就某种程度来说，那天与巴塔克族首领们的相处，也概括地捕捉了罗民森向巴塔克人宣教的情况。他在苏门答腊五十多年，当地人虽然强烈反对福音，但都无法阻止他为基督作见证。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以为主受苦为荣，再再显出那自小就支撑他、又带领他来到巴塔克人中间的忍耐、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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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民森（Ludwig Ingwer Nommensen，1834-1918年）是德国宣教士， 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塔克族人( Batak) 的原始部落中度过大半生。他在希林当（Silindung）山谷里传福音给部落中未曾听过耶稣基督名字的人，超过五十年之久，上帝都保守他度过逼迫和个人的悲惨遭遇。罗民森藉着敬虔的言语和行动，向巴塔克族人显示上帝的爱，带领数以千计的人归主。今天，巴塔克教会是印尼最大的教会宗派，这都要归功于人称为巴塔克使徒的这位宣教士。
他们一早就来了，占满了简陋的小木屋，个个心怀不轨、咄咄逼人。他们共有六个人，都虎视眈眈的。巴塔克族首领的暴力暴行是众所皆知的，他们为了要达到目的会不惜伤害无辜的人。[按此阅读更多]
罗民森在1834年2月6日诞生于舒勒斯益格.荷斯泰因区(Schleswig-Holstein)的诺德斯川岛(Nordstrand，当年被丹麦统治，现今属于德国)。他因家境清贫，年纪稍长就要外出工作，七岁起就开始照顾鹅群和羊群来赚钱。十二岁的一次交通意外几乎毁了他的一生。[按此阅读更多]
多亏罗民森的长久忍耐，他的事工逐渐见到果效。1865年8月，他为第一批信徒施洗—四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妻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人数缓慢而稳定地增长。其实，要巴塔克人归信基督是不容易的：许多人会被赶逐离家、被族人排挤、被指控放弃传统信仰而不断遭受攻击，因而失去社会地位和生计。[按此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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