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入中国内地会

1945年，中国内地会总干事豪顿主教向孙德生发出挑战：加入中国内地会，担任澳州和纽西兰地区的主任。这完全颠覆了他的世界。

其实孙德生早已参与了中国内地会的工作，但不属于全职同工。他之前在律师事务所的雇主—威金森（John Wilkinson），是纽西兰中国内地会的理事会主席，常请孙德生协助文书与行政的工作。孙德生不只与本地宣教士和奉献人士有来往，又安排聚会与探访，后来还加入成为理事会一员。但如今豪顿主教却邀请他加入成为全职同工。

老实说，当时还真不是有任何巨大改变的最好时机。1931年，孙德生与伊迪丝结婚，儿子威伯现在九岁大；孙德生现在已不是孓然一身，必须举家迁移，搬到澳洲。

况且，他在圣经学院也做得不错，离开学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亲友都不赞成他离开，说：“你为何要舍大求小呢？”有些人说，上帝不会为了要祝福中国内地会，而抢走圣经学院的好校长、好领袖的。

但当孙德生与妻子不断为这事祷告时，他们觉得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心意。所以，虽然有各种合理的反对声浪，孙德生毅然接受这职务—惟有在他凭信心踏出一步之后—上帝才开始铺平他的路，并印证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后来圣经学院找到一位合适的接管人，解决了大家的疑虑；在孙德生离任前，一位奉献者的捐助也奇妙地解决了学院兴建大楼所积欠的建筑费用问题。接着，当他们一家搬到澳洲墨尔本时，虽然当时找房子不容易，但上帝却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住处。亲友们因此而开始改变想法，肯定他的决定。

孙德生再次发现，他和妻子伊迪丝必须要在还没有印证之前就勇敢迈出信心的步伐—即便如此会违背朋友们的好心相劝；但惟有在他们决定并采取行动之后，上帝才向他们印证他们是按着祂的旨意行动的。他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这只是旅程的起点。孙德生虽然有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和带领圣经学院的经验，但他发现与宣教士相处却是另一回事。他没有宣教的实战经验，加上一贯有条不紊、商业化的处理问题方式，对一些资深的宣教士来说，也未必会受到欢迎。不过，一段时间过后，多数的人都开始重视他的决断、远见和命中问题核心的能力。他的讲道和演讲使他更加出众，不断地感动、启发和激励他的听众。

接着在1954年，他收到一封邀请他担任中国内地会负责人的信。当他记起上帝如何在过去多次地加添他能力，去面对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就抑制自己，不马上推辞，而是与妻子伊迪丝一起多次祈祷。这一次，上帝给了他几个暗示，让他知道无论他对这份工作有什么疑虑，上帝都会再次带领他度过的。

妻子伊迪丝告诉他，这种转变是“无可避免的”；这时，一位与他同住的老朋友则向他引用了彼得前书5章1-7节彼得劝勉众长老以正确的态度牧养群羊。孙德生用《腓力斯现代英语新约》（The New Testament in Modern English）来读这段经文，特别受到感动。经文说：“要甘心乐意地接受照顾他们的责任，而不是基于你认为这是自己无法逃避的义务……你可以把一切焦虑卸给祂，因为祂顾念你。”

这些话对他简直是当头棒喝。上帝显然要他用正确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任务，同时又向他保证，会在整个旅程中与他同行。

在接下来的15年里，孙德生紧紧抓住这个确据，带领中国内地会面对各种考验。当时中国是宣教士的禁区，内地会同工正在思考前路，考虑让宣教士们到日本、台湾、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宣教。差会内部也面临大型的重组，调整领导阶层的角色与责任。孙德生需要四处奔波，探访宣教士，了解他们的工作、挑战和需要—又要说服他们去适应局势的改变。他也需要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监管理事会合作—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挑战—同时又要保持机构的整体合一。

孙德生在带领中国内地会的期间，经常强烈地感到自己的不足。但他同时也发现，这种不能胜任的惧怕也对他是有利的：经常提醒他要仰望主的帮助，又要完全倚靠祂。

他曾写道：“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我发现每当上帝要我做些我无法胜任的新事时；每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转向上帝，对祂说：‘主啊，祢呼召我去做这事，我就仰望祢的供应’时，每一次祂都会带领我度过难关。这就是自己无法胜任的感觉所让我学习到的功课。上帝不一定会挪去这种感觉，使你感到自己足能胜任，但祂会一直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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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年轻就开始预备

他对上帝的承诺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在孙德生快满二十岁时。1902年10月17日，孙德生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弟兄会家庭里，之后在纽西兰的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度过愉快的童年。父母不只教他和两位手足—珊迪（Sandy）、丽塔（Rita）—祈祷、唱诗、读经，也藉著招待来访的宣教士，让他们认识宣教。1921年，在一个研讨会中，孙德生经验到“上帝那势不可挡的同在”之后，遂献身宣教。但却要等到多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诺言。

孙德生15岁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做职员，并用半工读的方式进修律师学位的课程；当雇主生病时，他也帮忙承担许多的工作和责任。雇主因此对他欣赏有加，邀请他成为合伙人；但孙德生相信上帝对他的呼召是成为宣教士，所以就拒绝了。

他反而去到奥克兰的圣经训练学院（今天的莱德劳[Laidlaw]学院）进修，一心想去南美宣教。不过，他读了六个月之后就被迫退学，回家照顾生病的父亲。当时他的兄弟已移居国外，姊姊又结婚了；所以他必须要工作来供养父母。他在另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在一位身兼传道的著名律师手下做助手。

这时候的孙德生已多次见证上帝对他的供应和引导；但现在要经历的是何谓真正地信靠上帝。

1925年，圣经训练学院的创办人约瑟 • 肯普（Joseph Kemp）邀请孙德生加入行列。起初孙德生以要照顾父亲为由拒绝对方，但答应会为这事祈祷。两个星期之后，他深信上帝要他接受，就欣然答应。父亲的病也在短期内痊愈。

孙德生马上察觉到，惟有凭信心踏出第一步之后，上帝的印证才会来到。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功课—也是他生命中一再经历的教训。日后他会挑战其他人说：“我们若能看清前路，就不算是踏上信心的步伐了。戴德生是看透前路才踏出信心的一大步吗？他的眼目定睛在主基督身上，而不是看着脚下的道路……上帝呼召我们向前行，你的回应是什么呢？”

孙德生在学院里负责财政和行政的职务，包括监督新学院大楼的建筑工程、筹募款项和指导学生，也开始教导神学课程。由于他没有相关的正式训练，就必须先自行掌握所要教授的科目。他在教导与行政方面的胜任，使得他在1931年成为学院的监督者。两年后，肯普去世，他就接管最高的领导职位。

孙德生在带领学院的同时，也发现有间接向主履行承诺的机会；他继续布道、在研讨会上讲道、支援宣教组织，并在1936年协助成立毛利人宣教联会（United Maori Mission）。

1939年，他在宣教纪念日的讲道中指出：“我进入纽西兰圣经学院就读，一心想到南美去宣教。但上帝不接纳我为此的毛遂自荐，差派我回到商界。起初我非常失望……今天我感谢上帝，虽然我不是宣教士，但我却可以帮助他们。”

孙德生开始明白：上帝的确呼召他献身宣教，但不是在禾场上工作；当他的呼召真的临到时，就要求他付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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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难以置信

简单来说，孙德生感到难以置信；52岁的他不敢相信自己手上这封由中国内地会（CIM）的理事会寄来的信件内容。中国内地会就是1865年由戴德生所创立、令人钦佩的宣教机构；信件内容说到需要有位总干事出来领导差会，理事会认为孙德生这个纽西兰人是个合适的人选。

朋友们都称他为Ossie的孙德生猜想着：他们一定是搞错了。的确，他来自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是位出色的讲员，也是中国内地会在澳洲和纽西兰的主任，监管由大洋洲派出的宣教士；但是接手该会的最高职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总干事需要监督好几百个宣教士，当中不乏经验丰富者，他们会对孙德生这个未曾踏足宣教禾场一天的前律师作何想法呢？他们怎么会尊重一个未完成宣教学课程的人呢？孙德生心里想：这真是太荒谬了。

更糟的是，这个已有90年历史的宣教机构目前正面临历来最混乱的时期。自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后，这个主要的宣教禾场境内的宣教士，大多都被驱逐出境了，内地会的领袖们因此不知如何是好。因着诸多的考量和选择，各个主管之间的意见也大大分歧。他们应该把宣教士重新安排调到亚洲其他的国家去吗？若是的话，要去哪个国家呢？他们对这个区域毫不熟悉，又当怎么进去呢？或是要忠于差会的名字，继续专注在中国传福音呢？而最重要的，上帝对中国内地会的心意是什么呢？

雪上加霜的是，差会正面对领导层的危机。自从前总干事豪顿（Frank Houghton）主教因工作过度劳累、身体欠佳而辞去职务之后，这最高的领导位置就悬空了三年。这事驱使差会进行改组，重新安排海外主任与总干事的职责：海外主任督导海外宣教禾场的事工，而总干事负责监督其他事务。当理事会开始寻找合适人选时，其中一位人选却死于飞机失事。

孙德生早就料到会被邀请担任这职位。不久之前就有人提议让区域主任（他就是其中一员）来担任这个职位，因为他们比事工主任更适合。孙德生大吃一惊，马上表示不会考虑。

不过，他倒不是第一次面对如此令人害怕的情况。之前就有好几次类似的经验，被要求负起他自认为无力承担的职责和任务。但他记得，每一次在他凭信心迈出顺服的第一步之后（重点是之后），上帝就赐给他所需的力量以完成工作。如今上帝也要他这么做吗？

虽然理事会的邀请来得唐突，但孙德生相信这群虔诚的理事也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祈祷和考虑后才发出如此邀请的。他至少也应该要仔细考虑、好好祈祷，才能给对方一个慎重的回复。

接下来的几天，孙德生花了许多时间为这事祷告，又与妻子伊迪丝（Edith）互相讨论。那时候的她身在澳洲他们事奉的基地，而他自己则身在纽西兰。夫妇二人相互通信，讨论这项职务对彼此、对十几岁的儿子威伯（Wilbur）和整个家族的影响。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心里渐渐确信上帝要他接受这个岗位，即使他心里是万分的不愿意。

伊迪丝也颇有同感。她承认自己不想要丈夫再承担更多的任务，但愈祷告，就愈觉得这事是无可避免的。

这样的感觉实在不好受。他觉得自己完全无法胜任，这是52年来从未有过的强烈感受。更讽刺的是，他年轻时就已献身想要成为宣教士，如今却被要求去带领一个宣教机构而不是出去宣教。这真的是上帝对他的心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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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贝苏菲的传承

在新加坡，贝苏菲始终要面对的挑战，就是妨碍女性成功的保守态度与偏见。即使她后来成为一名成熟的宣教士，有些男同工仍然会质疑女性是否应该加入教育行列。但很多人则很快指出上帝藉著贝苏菲、透过学校和她所接触的人，使福音大大广传。

她在布道和教育方面的努力，也为新加坡历史留下恒久的痕迹。她成功劝导华人父母送女儿到学校读书，与其他人的努力相辅相成，为日后更多的女校铺平道路。

贝苏菲成立的两间学校如今成了新加坡最好的学校。泰米尔女子学校日后成了美以美女子中学（Methodist Girls’School），而英华女子学校成了菲尔弗尔德卫理学校（Fairfield 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是以一位慷慨帮助学校建成新校舍的美国捐助人来命名的。这两所学校一代又一代地继续培养学生，把基督的信仰带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不论医疗、政治、商业或社会工作等。

一位宣教士校长在1920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每一天都见到果效，‘值得吗？’这个问题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她指出，这一代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姊妹，将“在最重要的地方”带动文明。

1927年，贝苏菲退休回到澳洲。在1945年7月3日离世前，她曾几次造访新加坡，会见她所接触以及受到她影响而改变生命的许多女孩。

其中一位女孩是汉迪（Ellice Handy），曾经是她的学生，又在宁德之家住宿；后来成了美以美女子中学第一位亚裔校长。她回想贝苏菲对她们的教导：圣经是“生命的原则”，她说贝女士从不错过全校的晚祷会。每个星期五，每位女生都要背诵一节经文，贝苏菲总会帮助那些在挣扎中的人，以最温柔的方式矫正她们的错误。汉迪总结说：“她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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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马上任

理纳德女士和宁德女士的评估都正确：贝苏菲真的是上帝为新加坡而预备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有机会开办一间女子学校，来配合奥尔德姆牧师的英华男校，因有几位泰米尔族（Tamil）商人正为女儿寻找教育机会。

贝苏菲马上抓住机会，在城中找到一间小商店并获得一个空间，开始添购家具。8月15日，她到达还不到一个月，泰米尔女子学校（Tamil Girl’s School）正式启用。虽然只有九位女同学，但她们非常热爱学习，还告诉贝苏菲她们宁愿上学也不愿去度假。

不过，贝苏菲的第二次教育探险，却碰到困难重重。

新加坡虽然是个多元种族、宗教和人种的有趣社会，但大部分的人口还是华人。贝苏菲很想接触这个族群，就决定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设立办事处。她开始穿街走巷，挨家挨户地传福音，又劝人们把女儿送去学校读书。她与奥尔德姆牧师都有同感，相信传福音也包括改善人们的生活，而教育就是帮助他们的关键。

该区很多家庭都是土生华人（Peranakan），也称为海峡华人（Straits-born Chinese）或峇峇（Baba）。他们的祖先多年前从中国移民而来，他们则是在马来亚或新加坡出生，已融入本地文化，也说著马来语；这是贝苏菲目前所要学习的。

贝苏菲起初在做家访时根本遇不到家中的女人；当她叩门时，她们好像都失踪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流言四起，说殖民地政府派一个白人女子来作“间谍”，查看有谁在家里赌博；赌博是当时社会所不允许的。

驱散谣言之后，贝苏菲发现人们更喜欢打听她的隐私。当地妇女见她年轻活泼、条件不错，就是不明白她为何没有结婚。不可避免地，有人透过帮她翻译的人，问了她以下这些问题：“她从哪里来？”“她结婚了没有？”然后是“她几岁了？”接着会问：“为什么她母亲不安排她结婚？”

这些问题都显示了贝苏菲所面对的挑战：这是个传统、保守的华人社区，多半人奉行传统宗教习俗，不认为女子需要受教育。她们认为女人应该留在家里，所以不必受教育。对此，她倒是不太惊讶—因为当她要离开家成为宣教士时，也是面对类似的反对。

当地父母确实十分反对，他们说：“我们不想女儿出去谋生”；有个女人甚至对她说：若女儿与儿子一起读一本书，那么女儿会学尽一切，不留半点给儿子。女孩愚昧没有关系，但男孩就必须聪明。

但贝苏菲坚持不懈。她以幽默感来处理那些令人尴尬的私人问题，继续探访家庭。久而久之，她温柔诚恳的态度渐渐赢得人心，居民开始邀请她进入家里，听她分享信仰。有一位妇人甚至腾出家里的空间，让她开办另一间女子学校。贝苏菲欣然接受了，英华女子学校（Anglo-Chinese Girls’ School）就此诞生。一开始只有八位女生，当大家口耳相传说这里会教养女孩如何成为贤妻良母，人数因此慢慢增长。

有一次，奥尔德姆牧师请她收留英华学校一位男生的妹妹，这使得贝苏菲开始筹办一间宿舍以收留有需要的学生。看到更多女孩需要宿舍，她就把原本是女教职员和女宣教士住的“女执事之家”（Deaconess Home）改成宿舍。1890年5月正式开放，不只接收学生，也收容离家出走的、被拯救脱离奴隶生活的、被人丢弃的，以及孤儿。

这间宿舍后来以支持贝苏菲宣教的宁德女士命名，称为宁德之家 （Nind Home）。这所宿舍不只影响了入住的女孩们，最后也对整个新加坡社会造成影响。许多宁德之家的女孩日后都成了宣教士和老师。…

三、改变事工的方向

看来上帝早在贝苏菲到达印度之前就已为她铺排道路去到新加坡了。她在马德拉斯（Madras，现在的金奈 [Chennai]）遇见到那儿开会的奥尔德姆牧师（WiIliam Oldham）。当他听到她的故事，马上知道上帝应允了他的祈祷。

奥尔德姆牧师在马来半岛南端的小岛新加坡开设了一间卫理宗教会，急需资金和人手。这个东南亚的宣教工场不断在扩展中，非常需要女宣教士来发展姊妹的事工，她们多是刚成立的英华男校学生的母亲和姊妹。他曾向妇女海外宣教协会发出请求，但都得不到回应，因为类似的申请太多了。然后，明尼苏达州的新分会听到奥尔德姆牧师的请求，该会秘书宁德女士（Mary Nind）做出著名的宣告：“气候冰冷的明尼苏达州会把福音带给住在赤道的妇女们。”

这分会筹得3,000美元—由宁德女士自掏腰包—但却没有适合的人选去到新加坡。妇女们就发动全天的祷告会，恳求上帝差派工人。

不久，上帝真的动工了，安排奥尔德姆牧师与贝苏菲在数千英里外的马德拉斯见面。宁德女士日后写道：“上帝的心意是安排贝苏菲去到新加坡”。奥尔德姆牧师马上要求宣教协会委派贝苏菲。这当然需要一些时间，贝苏菲就在印度等待了几星期，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的情况。

不过，贝苏菲也没有白白地空等。她决定要善用每一天，就四处寻找工作，结果被派到北印度的莫拉达巴德（Moradabad）的一间女子学校任教。这是一段短暂却负有意义的时间，让她适应热带气候以及异国文化。大约在到达印度的六个月之后，她于1887年7月16日到达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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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贝苏菲可以自由服事了”

1857年10月18日，贝苏菲诞生于澳洲新南威尔斯古尔本市（Goulburn）的一个敬虔家庭里，由于她母亲的娘家与许多著名的宣教士有关，例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莫法特（Robert Moffat）和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所以她从小就听闻母亲提到宣教士的工作和事蹟。

之后，她也有机会亲自与宣教士见面。母亲曾派年幼的她去与一位伯母同住，在那儿遇见从美国来传福音、到她教会讲道的理纳德女士（Leonard）。贝苏菲后来回忆道：“那种陌生奇怪的感觉使我害怕。”一些保守的信徒必定会同意：对当时来说，一个女人公开讲道几乎是前所未闻的。但听过理纳德女士讲道的人，包括贝苏菲的兄弟修（Hugh）在内，都被她所教导、关于成圣的课题所吸引。

当她们见面时，经验丰富的宣教士理纳德女士问贝苏菲信主多久，然后对她说：“寻求基督对妳的心意。”

这句简单的话深深打动贝苏菲，连续几天都驱之不散。母亲见她困扰不安的样子，就说：“这些聚会太影响贝苏菲了；晚上她必须要留在家里。”但这也没用。几天之后，经过祈祷，贝苏菲突然感到平安的确据临到她。上帝似乎直接藉著约翰福音10章10节向她说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贝苏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接受理纳德女士先前的话，相信上帝正向她显明祂的计画。但她对这样的安排仍缺乏信心。由于她的教会不曾差派单身女子成为宣教士，她必须要得到有此先例的美国妇女海外宣教协会的差派才行。一切安排就绪后，1886年12月10日，贝苏菲就启程前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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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贝苏菲最害怕的事好像就快发生了。她如今人在印度，离家数千英里之外，准备好要献身投入宣教工作。庄稼已经熟了—千万人还未曾听闻福音，但为主做工的人却寥寥可数。她到达后应该忙得不可开交才是。

然而，她却无所事事。虽然她愿意做任何的事情，但这位新进的宣教士似乎没有找到适合的角色。她猜想这也许与她未婚的婚姻状况和性别有关。贝苏菲愿意成为一名宣教士，并且离开家乡去到主所指示她的地方，这样的想法算是当时社会的先驱。对家乡那保守的教会来说，要差派单身女子成为宣教士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人听到她的决定后，一般的反应都是“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因此，她必须得到美国卫理公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妇女海外宣教协会的支持，然而她对这个组织所知甚少。这个组织位在地球的另一边，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透过李纳德女士（Isabella Leonard）。李纳德女士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是启发贝苏菲献身服事主的人物。她说在印度有“许多工作”，但不能保证宣教协会是否愿意接受她成为会员。要寻求一个不熟悉的组织来支持自己，这个想法让贝苏菲犹豫不决。

她问自己：“上帝真的要我走这条不确定的道路吗？我要勉强融入陌生人之中吗？太荒谬了！”

不过，当想起自己曾答应要跟随上帝的心意时，她就同意了。若上帝真要她走这条不确定的道路，那么她当然愿意顺服！如今她身在印度等候上帝的引导，只能牢牢记住几个月前上帝对她的鼓励。在与友人的一番讨论后，她深信上帝对她的决定给予了印证，又感到祂的同在。

贝苏菲知道在印度或是上帝差派她去的任何地方，她的耐心、顺服和信心都会受到考验。所以她继续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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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罗民森的传承

1911年10月7日，巴塔克教会在斯塔胡鲁(Sitahuru)的市集—罗民森当年险些被杀献祭的地点—庆祝福音事工五十周年，吸引了12,000位基督徒前来观礼。这只是宣教事工在过去五十年来带领信主的一部分基督徒。众宣教士和信徒齐聚一堂回想、反省早期的苦难，就赞美上帝奇妙的作为，如今有超过10万民信徒以希林当为家。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教会是真正属于本地的教会，有超过2千位巴塔克人领袖，包括接近30位牧师、700位教师、26位传道人，和1,500位长老领袖。

教会77岁的“主教”罗民森看着庆典的仪式会心一笑，回想上帝如何帮助他克服多年来在苏门答腊所面对的反对和逼迫。他十分需要上帝所赐的每一份安慰和力量，特别是在两任妻子和四个儿女相继过世时。

他在1866年迎娶的妻子古特布(Karoline Gutbrod)在1887年逝世了。在这之前，他六个儿女之中两个去世了。1892年，他迎娶哈德(Anna Christine Harder)为妻，他们生了三个儿女。九年之后，第一段婚姻所生的一个儿子在苏门答腊被人残杀。1909年，第二任妻子去世。第二段婚姻所生的一个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沙场。

1918年5月23日，罗民森蒙主宠召。当时巴塔克教会有超过18万会友，由30位牧师和约800位老师带领牧养。

今天，巴塔克教会是东南亚最大的教会宗派。巴塔克基督教会(The Huria Kristen Batak Protestan Church)是世界信义宗联会的一员，据说有超过400万会友。

某些史学家称赞罗民森是现代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但他的承传是超乎这些数字所能表达的。他最突出之处是他坚忍的信心，深深相信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这驱使他去接触那些不断抗拒他，甚至还多次要杀死他的人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忍受六位部落领袖的敌对和威胁，罗民森反映出上帝完全的爱、长久的宽恕和无比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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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巴塔克人教会的诞生

多亏罗民森的长久忍耐，他的事工逐渐见到果效。1865年8月，他为第一批信徒施洗—四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妻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人数缓慢而稳定地增长。其实，要巴塔克人归信基督是不容易的：许多人会被赶逐离家、被族人排挤、被指控放弃传统信仰而不断遭受攻击，因而失去社会地位和生计。

最初，罗民森把信徒带回自己的家中或收留在福音站里；但当信徒人数增至1,000人，然后到达2,000人以后，就愈来愈困难了。因此，大约在1869年，他把福音站改建为基督教村落，称为和平村(Huta Dame)。信徒可以在这里和睦同住、自己种田，在新建成的教堂里一起崇拜。

不过，这不代表逼迫就此结束了。罗民森和信徒还是经常被骚扰，敌人打乱他们的崇拜、滋扰在田间工作的妇女、故意挑起事端，与教会领袖争吵，要求金钱赔偿、开枪打死几位信徒、煽动其他部落领袖来攻击和平村。有一次，祭司王西新加曼加拉加十二世(Sisingamangaraja XII)向村子宣战，使得罗民森和前来支援的宣教士同工约翰逊(Peter Johanssen)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

罗民森写信给家乡的礼贤差会副总监说：“愿主好好预备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以死来荣耀祂的名。”一如往常，他心里只想着宽恕和主的使命。他补充说：“对于宣教士们所流的血，我们以差派更多的和平使者来回应。”“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叫这穷国认识救主。”

上帝再次介入来保守宣教士和刚成立的教会。众部落领袖发生内讧，无暇顾及和平村；跟着又出现天花疫情，拦阻他们进入村子。罗民森总是在万事中见到美好。据他观察，战争虽然危险，但也让村民看到在耶稣里的宝贵和平。他总结说：“我们也盼望巴塔克的诸战事有美善的一面，并相信我们没有搞错。”

他的确没有搞错。十九世纪末，整个巴塔克族和村落都回转归向主，罗民森在希林当成立的小教会也变成一间成熟的本土教会，有自己的系统和层级制度。它也拓展到多巴湖周围的地方，成立许多“分堂”、一间训练本地牧者的神学院，和一个接触其他巴塔克部落的宣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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