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孙德生的传承

孙德生的成就与禾场上的宣教士不同。虽然他也献身宣教事奉，但上帝并不是呼召他到禾场上收割庄稼，而是成为领袖、差派者、鼓励者，以及促成者。

上帝赐给孙德生出类拔萃的领导能力、行政才能和外交技巧—又给他机会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担任中国内地会总干事的15年里，他带领差会经过最艰难的时期，帮助它重塑、重组，并培育它成为真正的国际差传组织。他的工作效率、思考和计画能力，以及愿意聆听的态度，帮助这个宣教机构与增长中的教会一同蜕变，尤其在亚洲地区。孙德生其中一个传承就是引入亚裔宣教士。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会还是一个以西方人为主在东方禾场事奉的机构。孙德生认为应该要欢迎、鼓励和差派渴慕在这个地区传福音的新一代亚裔信徒。这对当时来说，还是个革命性的概念。

因着事奉禾场的增长与扩展，该会在1964年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1993年正名为国际海外基督使团。今天差派并支持超过一千位宣教士进入三十几个国家。

1969年孙德生从海外基督使团领导的位置退下，但仍然继续关怀宣教事工。年届70的他， 担任巴布亚新几内亚基督徒领袖训练学院（Christian Leaders’ Training College）的院长，培育它茁壮成熟，以致三年后当地取得独立时，就交由当地人来领导。

讽刺的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可能是孙德生的作者身分。早在1925年他就涉足文字事工，当时他帮助一位朋友创办一份小型基督教月刊，反而激起了自己写作的欲望。身为一位具影响力的讲员，他有丰富的内容与见解可以化为文字。1937年，他把讲章编纂成书，出版第一部作品《赢得灵魂的属天艺术》（The Divine Art of Soul-Winning）。这本书大受欢迎，应许多人的要求，他翌年即出版第二部作品。他一共撰写了超过30本书—以他在圣经学院和中国内地会肩负的责任和工作量来说，这可真是一项创举。孙德生的作品共印刷超过200万本，翻译了超过20种语言。

罗拔士夫妇（Ron and Gwen Roberts）在他们为孙德生所写的传记—《更好的奋斗》（To Fight…

三、加入中国内地会

1945年，中国内地会总干事豪顿主教向孙德生发出挑战：加入中国内地会，担任澳州和纽西兰地区的主任。这完全颠覆了他的世界。

其实孙德生早已参与了中国内地会的工作，但不属于全职同工。他之前在律师事务所的雇主—威金森（John Wilkinson），是纽西兰中国内地会的理事会主席，常请孙德生协助文书与行政的工作。孙德生不只与本地宣教士和奉献人士有来往，又安排聚会与探访，后来还加入成为理事会一员。但如今豪顿主教却邀请他加入成为全职同工。

老实说，当时还真不是有任何巨大改变的最好时机。1931年，孙德生与伊迪丝结婚，儿子威伯现在九岁大；孙德生现在已不是孓然一身，必须举家迁移，搬到澳洲。

况且，他在圣经学院也做得不错，离开学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亲友都不赞成他离开，说：“你为何要舍大求小呢？”有些人说，上帝不会为了要祝福中国内地会，而抢走圣经学院的好校长、好领袖的。

但当孙德生与妻子不断为这事祷告时，他们觉得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心意。所以，虽然有各种合理的反对声浪，孙德生毅然接受这职务—惟有在他凭信心踏出一步之后—上帝才开始铺平他的路，并印证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后来圣经学院找到一位合适的接管人，解决了大家的疑虑；在孙德生离任前，一位奉献者的捐助也奇妙地解决了学院兴建大楼所积欠的建筑费用问题。接着，当他们一家搬到澳洲墨尔本时，虽然当时找房子不容易，但上帝却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住处。亲友们因此而开始改变想法，肯定他的决定。

孙德生再次发现，他和妻子伊迪丝必须要在还没有印证之前就勇敢迈出信心的步伐—即便如此会违背朋友们的好心相劝；但惟有在他们决定并采取行动之后，上帝才向他们印证他们是按着祂的旨意行动的。他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这只是旅程的起点。孙德生虽然有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和带领圣经学院的经验，但他发现与宣教士相处却是另一回事。他没有宣教的实战经验，加上一贯有条不紊、商业化的处理问题方式，对一些资深的宣教士来说，也未必会受到欢迎。不过，一段时间过后，多数的人都开始重视他的决断、远见和命中问题核心的能力。他的讲道和演讲使他更加出众，不断地感动、启发和激励他的听众。

接着在1954年，他收到一封邀请他担任中国内地会负责人的信。当他记起上帝如何在过去多次地加添他能力，去面对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就抑制自己，不马上推辞，而是与妻子伊迪丝一起多次祈祷。这一次，上帝给了他几个暗示，让他知道无论他对这份工作有什么疑虑，上帝都会再次带领他度过的。

妻子伊迪丝告诉他，这种转变是“无可避免的”；这时，一位与他同住的老朋友则向他引用了彼得前书5章1-7节彼得劝勉众长老以正确的态度牧养群羊。孙德生用《腓力斯现代英语新约》（The New Testament in Modern English）来读这段经文，特别受到感动。经文说：“要甘心乐意地接受照顾他们的责任，而不是基于你认为这是自己无法逃避的义务……你可以把一切焦虑卸给祂，因为祂顾念你。”

这些话对他简直是当头棒喝。上帝显然要他用正确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任务，同时又向他保证，会在整个旅程中与他同行。

在接下来的15年里，孙德生紧紧抓住这个确据，带领中国内地会面对各种考验。当时中国是宣教士的禁区，内地会同工正在思考前路，考虑让宣教士们到日本、台湾、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宣教。差会内部也面临大型的重组，调整领导阶层的角色与责任。孙德生需要四处奔波，探访宣教士，了解他们的工作、挑战和需要—又要说服他们去适应局势的改变。他也需要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监管理事会合作—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挑战—同时又要保持机构的整体合一。

孙德生在带领中国内地会的期间，经常强烈地感到自己的不足。但他同时也发现，这种不能胜任的惧怕也对他是有利的：经常提醒他要仰望主的帮助，又要完全倚靠祂。

他曾写道：“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我发现每当上帝要我做些我无法胜任的新事时；每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转向上帝，对祂说：‘主啊，祢呼召我去做这事，我就仰望祢的供应’时，每一次祂都会带领我度过难关。这就是自己无法胜任的感觉所让我学习到的功课。上帝不一定会挪去这种感觉，使你感到自己足能胜任，但祂会一直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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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年轻就开始预备

他对上帝的承诺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在孙德生快满二十岁时。1902年10月17日，孙德生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弟兄会家庭里，之后在纽西兰的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度过愉快的童年。父母不只教他和两位手足—珊迪（Sandy）、丽塔（Rita）—祈祷、唱诗、读经，也藉著招待来访的宣教士，让他们认识宣教。1921年，在一个研讨会中，孙德生经验到“上帝那势不可挡的同在”之后，遂献身宣教。但却要等到多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诺言。

孙德生15岁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做职员，并用半工读的方式进修律师学位的课程；当雇主生病时，他也帮忙承担许多的工作和责任。雇主因此对他欣赏有加，邀请他成为合伙人；但孙德生相信上帝对他的呼召是成为宣教士，所以就拒绝了。

他反而去到奥克兰的圣经训练学院（今天的莱德劳[Laidlaw]学院）进修，一心想去南美宣教。不过，他读了六个月之后就被迫退学，回家照顾生病的父亲。当时他的兄弟已移居国外，姊姊又结婚了；所以他必须要工作来供养父母。他在另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在一位身兼传道的著名律师手下做助手。

这时候的孙德生已多次见证上帝对他的供应和引导；但现在要经历的是何谓真正地信靠上帝。

1925年，圣经训练学院的创办人约瑟 • 肯普（Joseph Kemp）邀请孙德生加入行列。起初孙德生以要照顾父亲为由拒绝对方，但答应会为这事祈祷。两个星期之后，他深信上帝要他接受，就欣然答应。父亲的病也在短期内痊愈。

孙德生马上察觉到，惟有凭信心踏出第一步之后，上帝的印证才会来到。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功课—也是他生命中一再经历的教训。日后他会挑战其他人说：“我们若能看清前路，就不算是踏上信心的步伐了。戴德生是看透前路才踏出信心的一大步吗？他的眼目定睛在主基督身上，而不是看着脚下的道路……上帝呼召我们向前行，你的回应是什么呢？”

孙德生在学院里负责财政和行政的职务，包括监督新学院大楼的建筑工程、筹募款项和指导学生，也开始教导神学课程。由于他没有相关的正式训练，就必须先自行掌握所要教授的科目。他在教导与行政方面的胜任，使得他在1931年成为学院的监督者。两年后，肯普去世，他就接管最高的领导职位。

孙德生在带领学院的同时，也发现有间接向主履行承诺的机会；他继续布道、在研讨会上讲道、支援宣教组织，并在1936年协助成立毛利人宣教联会（United Maori Mission）。

1939年，他在宣教纪念日的讲道中指出：“我进入纽西兰圣经学院就读，一心想到南美去宣教。但上帝不接纳我为此的毛遂自荐，差派我回到商界。起初我非常失望……今天我感谢上帝，虽然我不是宣教士，但我却可以帮助他们。”

孙德生开始明白：上帝的确呼召他献身宣教，但不是在禾场上工作；当他的呼召真的临到时，就要求他付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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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难以置信

简单来说，孙德生感到难以置信；52岁的他不敢相信自己手上这封由中国内地会（CIM）的理事会寄来的信件内容。中国内地会就是1865年由戴德生所创立、令人钦佩的宣教机构；信件内容说到需要有位总干事出来领导差会，理事会认为孙德生这个纽西兰人是个合适的人选。

朋友们都称他为Ossie的孙德生猜想着：他们一定是搞错了。的确，他来自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是位出色的讲员，也是中国内地会在澳洲和纽西兰的主任，监管由大洋洲派出的宣教士；但是接手该会的最高职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总干事需要监督好几百个宣教士，当中不乏经验丰富者，他们会对孙德生这个未曾踏足宣教禾场一天的前律师作何想法呢？他们怎么会尊重一个未完成宣教学课程的人呢？孙德生心里想：这真是太荒谬了。

更糟的是，这个已有90年历史的宣教机构目前正面临历来最混乱的时期。自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后，这个主要的宣教禾场境内的宣教士，大多都被驱逐出境了，内地会的领袖们因此不知如何是好。因着诸多的考量和选择，各个主管之间的意见也大大分歧。他们应该把宣教士重新安排调到亚洲其他的国家去吗？若是的话，要去哪个国家呢？他们对这个区域毫不熟悉，又当怎么进去呢？或是要忠于差会的名字，继续专注在中国传福音呢？而最重要的，上帝对中国内地会的心意是什么呢？

雪上加霜的是，差会正面对领导层的危机。自从前总干事豪顿（Frank Houghton）主教因工作过度劳累、身体欠佳而辞去职务之后，这最高的领导位置就悬空了三年。这事驱使差会进行改组，重新安排海外主任与总干事的职责：海外主任督导海外宣教禾场的事工，而总干事负责监督其他事务。当理事会开始寻找合适人选时，其中一位人选却死于飞机失事。

孙德生早就料到会被邀请担任这职位。不久之前就有人提议让区域主任（他就是其中一员）来担任这个职位，因为他们比事工主任更适合。孙德生大吃一惊，马上表示不会考虑。

不过，他倒不是第一次面对如此令人害怕的情况。之前就有好几次类似的经验，被要求负起他自认为无力承担的职责和任务。但他记得，每一次在他凭信心迈出顺服的第一步之后（重点是之后），上帝就赐给他所需的力量以完成工作。如今上帝也要他这么做吗？

虽然理事会的邀请来得唐突，但孙德生相信这群虔诚的理事也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祈祷和考虑后才发出如此邀请的。他至少也应该要仔细考虑、好好祈祷，才能给对方一个慎重的回复。

接下来的几天，孙德生花了许多时间为这事祷告，又与妻子伊迪丝（Edith）互相讨论。那时候的她身在澳洲他们事奉的基地，而他自己则身在纽西兰。夫妇二人相互通信，讨论这项职务对彼此、对十几岁的儿子威伯（Wilbur）和整个家族的影响。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心里渐渐确信上帝要他接受这个岗位，即使他心里是万分的不愿意。

伊迪丝也颇有同感。她承认自己不想要丈夫再承担更多的任务，但愈祷告，就愈觉得这事是无可避免的。

这样的感觉实在不好受。他觉得自己完全无法胜任，这是52年来从未有过的强烈感受。更讽刺的是，他年轻时就已献身想要成为宣教士，如今却被要求去带领一个宣教机构而不是出去宣教。这真的是上帝对他的心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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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贝苏菲的传承

在新加坡，贝苏菲始终要面对的挑战，就是妨碍女性成功的保守态度与偏见。即使她后来成为一名成熟的宣教士，有些男同工仍然会质疑女性是否应该加入教育行列。但很多人则很快指出上帝藉著贝苏菲、透过学校和她所接触的人，使福音大大广传。

她在布道和教育方面的努力，也为新加坡历史留下恒久的痕迹。她成功劝导华人父母送女儿到学校读书，与其他人的努力相辅相成，为日后更多的女校铺平道路。

贝苏菲成立的两间学校如今成了新加坡最好的学校。泰米尔女子学校日后成了美以美女子中学（Methodist Girls’School），而英华女子学校成了菲尔弗尔德卫理学校（Fairfield 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是以一位慷慨帮助学校建成新校舍的美国捐助人来命名的。这两所学校一代又一代地继续培养学生，把基督的信仰带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不论医疗、政治、商业或社会工作等。

一位宣教士校长在1920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每一天都见到果效，‘值得吗？’这个问题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她指出，这一代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姊妹，将“在最重要的地方”带动文明。

1927年，贝苏菲退休回到澳洲。在1945年7月3日离世前，她曾几次造访新加坡，会见她所接触以及受到她影响而改变生命的许多女孩。

其中一位女孩是汉迪（Ellice Handy），曾经是她的学生，又在宁德之家住宿；后来成了美以美女子中学第一位亚裔校长。她回想贝苏菲对她们的教导：圣经是“生命的原则”，她说贝女士从不错过全校的晚祷会。每个星期五，每位女生都要背诵一节经文，贝苏菲总会帮助那些在挣扎中的人，以最温柔的方式矫正她们的错误。汉迪总结说：“她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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